1月17日，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在京召开。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任务要求，扎实做好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陈希强调，要着眼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组织动员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不仅明确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等问题，还极其重视自身组织的发展，为党组织结构的发展和完善、党组织运作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夯实了根基，也为党的组织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中共四大在党史上有重要意义，不仅明确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等问题，还极其重视自身组织的发展。“认识组织问题是什么极其重要，可以说是本党第四次大会重大进步之一，因为党的生存发展及一切公开的秘密的运动能否依着党的计划进行，都视组织工作是否得力。”中共四大后，由于开始重视党自身的建设，中央制定系列规章制度，逐渐健全各项运作机制和制度体系，使党很快由小的团体走向有影响的群众性政党。而且，倾向基层组织的建设和运转，不仅为党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和保障，还使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组织建设中，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深刻影响两党以后的发展方向。

中共四大与党组织结构的发展和完善

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契机，但由于中国共产党过于投入发展国民党组织，忽视自身建设，使党的发展出现停滞徘徊的局面。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开始扭转这一局面。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更加注重自身组织发展，使党的规模与形态发生重要变化。从党的四大到五大的两年零四个月内，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长58.3倍，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有党的组织或有党的活动，党的组织结构也日益完善。

中央工作机构的逐步健全

中共三大前，中共中央没有设置专事某项工作的机构，由各中央委员分管各项工作。中共三大为更好指导全国地方党组织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设秘书、会计。1924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后，中央工作机构相继成立，正式设立组织部、宣传部和工农部、妇女部、职工运动委员会等工作部门。中共四大后，中央机关逐渐健全，增设军事部、军事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央编辑委员会等机关。这表明党的活动空间不断拓展，工作涉及面越来越宽。仅就中央组织部门来说，中共四大决定强化中央组织部，并加强各地组织部门的建设。以前党员人数较少，组织部工作简单，“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组织日趋庞大，会议更是繁重，一切事物，就得循着组织的体系，经过复杂的手续来处理”。陈独秀所兼管的中央组织部，不仅人员较前大为充实，而且分工也越来越明确具体，内设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等部门，以完成繁复的党务工作。

地方组织网络日益拓展

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中共四大前，党的组织体系中，主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两级组织体系构成，基层组织以党小组的形式呈现。中共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支部为党的基层组织，并将党建的重点转至支部建设。全国形成中央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支部这样层级分明、组织紧密的政党系统。在大的工业区域中（如上海、武汉、天津），区委或地委下，还按区域联合若干邻近的支部，成为“部”，增设“部委”一级组织。以上海为例，至1927年1月，在上海区委下，共有273个支部，党员4602人。下辖上海地区8个部委，所属支部143个，党员3075人；江浙地区有独立支部和各地委所属支部130个，党员1527人。

全国性群众团体日益壮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着力于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全国性的劳动组织和青年组织都成立较早。中共四大后，随着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组织能力的增强，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工会的领导能力明显提升。团中央工作机构除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学生部等外，新增妇女部等工作机构，工作范围继续得以拓展。经历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共青团发展非常迅速。到1926年6月，全国有团区执委5个，团地执委56个，团特支140个，团支部843个，全国团员10072名。各地工会组织的发展也很迅速。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后，成立全国总工会。当时全国工会166个，有组织的工人54万余人；至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全国建立了699个总工会和分会，会员124万余人。这为中国大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共党团网络日益严密

中国共产党不仅内部组织严密，还把组织网络涉及到国民党及其他全国性革命团体。1924年9月，中共中央要求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和社青团员，组建党团，党团工作由党的地执委或区执委直接指挥。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在非党组织中设立党团（即后来的党组）的最早规定。中共四大再次决定“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其后，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全国层面的有中共中国国民党党部党团、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海员工业联合会党团、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党团、全国学生联合会党团、济难会总会党团等。中共地方组织也在相应的机构中成立各种党团。中共各级党团以其严密的运作及效能，引起国民党强烈的疑惧和生存危机感，这也是其以后不惜破坏国共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四大与党组织运作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在组织机构日益庞大、结构日益完善的情况下，为确保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应付各种复杂局面，中共四大后，中央在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许多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制度，不断推动组织制度化进程和运作机制的建立。

推进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任何政党都按一定的组织原则构成，不同的组织原则对政党的性质及其领导的事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共自创立之日起，就按民主集中制构建其组织结构。中共四大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1927年6月第三次修正章程时，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明确写进了党章。民主集中制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也充分重视党内民主，尽可能通过选举产生各级领导机构。在党组织比较健全的上海，中共四大后已初步尝试党内基层组织的选举工作。1927年2月11日—15日，中共江浙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52人，选举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3人，候补委员7人，罗亦农为书记。

完善会议制度

党的会议是民主集中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保证党组织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选举党的权力机构，传达贯彻、总结交流、沟通协调等作用。全国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它的决议反映党的意志，对全党都有约束力。中共二大、三大、四大分别通过的党章中，专门的“会议”条款占了不少分量。到1927年6月第三次修改的党章中，已形成全国党代会、省党代会、市或县党代会、区党代会、支部党员全体大会完整的层级权力系统。

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各级、各形式的会议都有详尽的规定。（1）基层组织会议。各支部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对已分成小组的支部，小组须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支部的全体会议，至少每月举行一次。（2）地方党代会。各地每月至少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一次；特殊情况者，全体会议至少两个月一次。各区每半年由区执委会定期召开全体党代会一次。（3）全国党代会。每年由中央执委会定期召集一次。（4）中央执委会会议。每四个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5）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凡有问题发生，各级执委会均可召集之；中央执委会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的各种临时会议。中央执委会认为必要，可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或扩大中央执委会。有三分之一区代表三分之一党员的请求，中央执委会须召集临时会议。（6）中央及地方执委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为保证各种会议的正常召开，章程中规定“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的党员，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开除后，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中共四大后，以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并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支部会议的质量就非常重要。中央明令基层支部或小组的会议不可间断。在开会时，汇报自己的报告和意见，是每个同志的责任；召集开会，综合各种报告作结论，执行决议和训令，是每个组长与支部书记或干事会的责任。为保证会议的质量，中央要求每个支部都应有自己的工作计划，由支部会议决后交地委批准；支部会议应有会议议程，由支部干事会事先讨论准备；每次会议必须有一政治报告或其他重要报告。通过保证支部会议的质量，确保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强化报告制度

中央集权制需要各级组织之间政令畅通。工作报告是总结工作、联系上下的重要载体。党的各级执行机关，都要对相应的权力机关作定期报告。中共二大至五大，都由陈独秀代表中央向全国党代会作专门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成立的，最早明确规定上交的报告，就是每月向共产国际作定期报告。1923年底，中央开始规定地方组织应每月向中央报告工作。“以后各区及未成立区之地方组织或组，务必于每月内将本地政治、劳动及党务状况，逐一详报，勿稍稽延，是为至要。”1924年底，中央要求地方组织“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中共四大后，对各级党组织的报告，要求更加详尽具体。在1925年2月中央的通告中，对各级报告分门别类，具体明确：（1）中央对于驻地方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应将所有通告及重要议决案通知；每月至少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所在地的政治概况及其对于所在地党的工作的观察和批评。（2）北京、广州两处，因其所处政治地位之重要，驻该两地中央委员，每周须另向中央作政治报告一次，以使中央及时了解这两个地方的发展情况。（3）地方书记每周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当地的政治情形及党的工作情况。（4）地方各工作部门，每月至少须向中央各该部作详细报告一次，报告该部工作情形。为了切实贯彻中共四大会议精神，1925年2月，中央通告要求各地在3个月内，向中央报告所列诸事，监督各地对会议的贯彻执行情况。

1926年2月，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各级党组织必须按时、按要求向中央作工作报告的通告，明确各类报告的上交周期：（1）政治报告，由书记负责，每周一次。中央以下各级组织每周均须向上级作政治报告。支部向地委报告，地委向区委报告，区委向中央报告。（2）组织部报告，由组织委员负责，每月向上级机关报告一次，凡直接受中央指挥之区委、地委、特支，须于每月末日以前寄出。（3）宣传报告，每月向上级机关报告一次。（4）工人运动委员会、农人运动委员会、民校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报告，由区委、地委所属下的各该委员会主任负责，每月向上级机关报告一次，区委、地委每月向中央报告一次。（5）各种群众组织内的党团活动报告，由各自的党团书记负责，每月向所属上级机关报告一次。（6）临时报告，须迅速执行，应报告上级临时发生的事变，或上级指定应报告的事项。对于基层支部，要求每次会议必须有一个政治或其他重要报告，若支部组织薄弱，地方党组织可指令作某种报告，并提供材料或演讲人。

1926年7月，中央《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专门就地方组织的宣传工作，罗列每月鼓动成绩、宣传成绩、地方所处各种刊物期数及当时的中心口号、思想舆论调查、教育成绩、党校成绩、中央各种刊物在当地的影响、当地同志对中央刊物（《向导》《新青年》等）的通信篇目及数量等所应报告的8类事项，以加强对全国的指导。

党组织和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各地党部都感觉得力工作人太少，纷纷向中央要人”，而中央又不可能满足各地实际需要。为此，中央要求地方组织“只有勤向上级机关作报告，勤向上级机关写信请示”，以使工作能力薄弱的同志，可通过报告、请示学习工作经验，得到及时的指导。中央还采取惩罚手段保证地方报告的及时送达，规定“以后凡是上一个月的各项详细报告在下一个月十五以前没有寄出者，即停发该地本月经费，在中央直接管理之各级党部每周须有一详细的政治报告寄来，若不能实行，亦照样处罚”。

健全统计制度

中共四大后，党的事务性、技术性工作日益增多，统计工作日显重要。统计工作的好坏，决定各级报告内容的充实详尽，关系到党的指导工作能否到位。在1925年1月31日《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中，规定要在中央组织部专设一名技术书记，除缮写函件外，还办理党员的统计工作。还规定“中央组织部每月须检查各地关于党员的统计及报告一次，务注意使每个党员都不离开党的组织，都担任党的工作”。1926年初，中央组织部的通告规定各级党组织也要有专人负责统计工作，“按月如期呈报上级组织”，从当年一月份起，务必填写专设的简表，每月寄来。

中央鉴于当时接到各地的报告和统计材料的稀少，要求各地给中央的各种报告，特别是组织部的报告，最好能制成统计表册，以便检查。还特意制作并下发每月统计表、工作人员检查表、党员检查表3种统计表册样式，要求各地填写后“务须迅速按期详表填报寄来”。由于党的统计工作得到初步实施，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情况掌握了确切的数据，1926年9月至11月的两份中央局报告中，各地的政治形势，各地党组织发展情形、优势不足都很清楚。

为了贯彻中央的要求，上海区委非常重视统计工作，1925年制作的《上海区委组织系统、组织关系、经费预算表格及党内负责人名单》，整个表格简单明了。《上海区委关于组织情况统计表》中上海区委的组织、名单、职员表，上海各部负责人员名单，一目了然。《上海区委组织部关于1925年12月份上海同学数量统计单》，党员总数、支部总数、男女比例、社会成分比例及人数，也很清楚。1926年，上海区委连续下发《关于填写支部每月统计表和履历表等通知》《关于统计工作》《按期填送统计报告表格问题》指导统计表格的填写工作。

推进人才锻炼培训机制

中共四大后，各地党组织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党务人才推进党的各项事业。根据1926年7月《组织问题议决案》，认为根据需要，至少应有区的工作人才35人，地委或部委工作人才160人，特支工作人才160人，共355人，而实际现在担任党的工作者，勉强只有120人上下，可见“人力与实际需要相差之远，应竭力养成工作人才以为救济”。而基层支部更是急需人才。为解决党内人才缺乏问题，使“每个支部内能分配得有指导训练的人材”，中央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了多种措施。

一是中央直接派人到地方指导，并请法、俄留学的党员回国工作。1925年5月，中央鉴于处于上海的中央机关，距离北京、广州两个政治中心甚远，不便直接指导，决定由中央指定中央委员一至二人会同当地书记，外加技术委员一至二人组织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就近指导当地的一切实际工作。并决定向莫斯科调40人，向法国调50人回国工作，在国内各地方抽调40人分赴北方及广东，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1925年后，留学回国的人员不断增加，这些人中不少都成为党的各级领导人。

二是在实际工作中对人才加以培养和锻炼。中央指出造成人才短缺的现状，“固然一方面是人才缺乏，一个有能力的工作者非短时期所能造成”，但同时也因各级党部很少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提拔新领袖，并大胆放任他们、锻炼他们的原因。因此要克服少数人包办的现象，大胆使用新人。要求各级组织对每个党员的工作能力务必十二分注意观察，“如有特长能力当竭力训育，多令参加某工作以资联系，必如是才能挽救我们现在人材缺乏的饥荒！”上海的区委要求党组织负责人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能自认“教师慈母”，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在实践中锻炼人才，这是解决各种人才缺乏问题的主要途径。

三是设立各种训练班。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强调党员训练教育的重要，决定开办两种训练班，一种是职工运动训练班，即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以解决职工运动的人才极为缺乏，尤其是下级干部人才的问题。另一种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训练有一定政治素质和工作经验的党员。会后，在北京建立一所高级党校。1926年7月的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要求“在最近期内，应于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处，树立职工运动训练班，训练下级干部人材”。除党校培训外，党还选送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或到苏联学习，使青年人才得到快速成长的机会，为中国革命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四是以会代训。党的各级会议不仅成为党组织运作体系中的一环，也是训练培养党员的重要方式。根据1926年底上海区委通告中的规定：（1）区委每二礼拜召集各部委委员及负责同志的活动分子大会一次，以便对各负责同志施行训练。（2）召集各支部书记联席会，直接训练各支部书记。（3）召集各部分活动分子会，如国民党活动分子大会、学生活动分子大会等，以便专门讨论某部分工作。（4）召集每部委的活动分子会及支部干事联席会，实施训练，并相互密切联系。可看出通过各级会议对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有直接而明显的效果。

中共四大后党组织运作机制健全的影响和意义

中共四大后，日益发展的中共党组织“在众民广土的中国，固然仍不过是一只‘小麻雀’，但五脏确已俱全”，中央及其地方组织都在积极研究“如何征求党员、如何增强它的领导力量、如何统一工会的领导和扩大少共组织等等问题”。这使党的规模日益增大，群众基础日益稳固，革命雄心勃然兴起，直接引发大革命高潮。

中共四大后，不仅党组织的运作体系日益完善，而且将建设的重点放到党的基层建设上，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使党的基层组织日益坚固。立足于基层支部，组织发展重心下移，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发展之路的重要区别。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虽然改变了以前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状态，但并没有形成严密的吸纳和运作机制。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虽然实力大增，但大多数党员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因此，到1926年，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呈明显逆转之势，在国民党省级党部，以及大量地方基层组织中，共产党占据多数。这样，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态，就呈现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即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的态势。这也是北伐时期，国民党虽然拥有百万党员，但因没有严密组织运作体系，没有扎实的基层组织为重心，党力反不如仅有数万的共产党的重要原因。

两党组织运作和组织力量的反差，引起国民党忧虑和恐惧，从而产生“分共”“反共”行动。国民党开展的清党运动，固然使共产党受到重大打击，但是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其组织瘫痪软弱和分裂蜕变。国民党对中共组织运作的成功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认为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尤其在从事工农运动方面，难逃共产党的掌握，从而走上独裁专制，并最终走上失败之路。

共产党重视自身运作机制的健全和完善，立足基层，善于做群众工作，虽然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和白色恐怖下遭到重大的打击，但党的组织精髓和核心力量得以保存，得以渡过各种艰难险恶环境。中共四大后基层组织的快速发展和运作机制的逐步完善，是大革命失败后各地保存下来的组织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在白色恐怖下，中共江苏省委先后遭到几次严重的大破坏，省委书记前后也更换十几次，陈延年、赵世炎、邓中夏等不少领导人先后被捕牺牲，被捕杀的同志数以万计，至1935年下半年，上海地区性的中共党组织虽不存在，但各系统（文委、共青团、中央军委和特科、武卫会等）在上海的组织和党、团员约500人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能各自独立作战，为以后共产党领导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解放运动保存了骨干力量。

综前所述，中共四大后，在党组织结构日趋完善、形态日趋丰满的情形下，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组织运作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并且非常注重基层组织的建设和运转，使党走向快速发展的轨道，对党领导中国的革命事业起到基础保障作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虽都“以俄为师”进行政党建设，但最终走向不同发展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陈彩琴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文刊载于《力量之源：纪念中共四大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章略有修改，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