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题材剧《破晓东方》近期正在热播。这部剧以1949年解放上海为叙事主体，讲述中国共产党面对执政大城市的历史性“大考”，将千疮百孔的“旧上海”建设成充满生机的“新上海”，引发观众热烈反响。

剧中，主人公陈毅市长有一句台词，“关关难过关关过”。这句话与陈毅本人在家乡祠堂写过的一副春联十分相似：

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无成，事无成，事事无成事事成。横批：春待来年。

这副对联是陈毅1923年春节写的，自从1908年离开家乡后，这是他第一次回来过年。留洋归来，陈毅为何会感到“年难过事无成”？又是什么让他重燃希望，坚定了未来的道路？

在苦闷彷徨中找到方向

1901年8月26日，陈毅出生在四川乐至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他3岁开始跟着哥哥们背诵《三字经》，5岁由父亲课读《千字文》，半年后进入私塾识字读书。但当时的陈家已经开始没落，日子愈发艰难。遇到农忙时，小陈毅也要帮大人们做一些拾麦穗、捡红苕、打猪草、放牛等力所能及的事情。

1909年，陈家将老家的田产抵押，从乡下迁到省城，居住在成都东门外的上河心。陈家迁居都市，主要是为了给陈毅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期望陈毅通过接受教育出人头地。

1917年底，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陈毅中途辍学。恰在这时，吴玉章等人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陈毅和胞兄陈孟熙都去报考并双双被录取。1918年3月，陈毅开始就读留法预备学校。1919年10月，他们到达法国马赛。

在法国期间，陈毅认识了蔡和森。在蔡和森的介绍下，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提到留法经历，他后来在《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中感叹：“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1921年，因组织拒款斗争、参加革命活动，陈毅、蔡和森等104人被武装押送回国。回国后，陈毅在上海奔走，想解决全体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问题却无果。后来，他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回四川寻求解决办法。但回到四川后，成都的当权者们忙于打仗，陈毅在成都依然毫无收获。

1922年初秋，陈毅形单影只地回到乐至乡下。在他留法的两年中，陈家已败落不堪。大伯、四叔、幺叔和陈毅的母亲，都已将家产变卖罄尽，在成都无法谋生，先后回到乐至老家，合住在祠堂里，租种十来亩田为生。

陈家的这种遭遇，在当时农村世俗眼光里最被鄙视。陈毅兄弟出洋留学，不是“衣锦荣归”，而是被押解回国，连个职业都没有，更叫乡人瞧不起。

为了谋一个适当的职业，陈毅在成都和乐至询问过许多地方。“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我这个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低了，不肯俯就。”此时的陈毅苦闷、彷徨。

但那个时候，他还是用自己所学帮村民做了不少事。村里的轧花机太过笨重，费时又费力，陈毅对轧花机进行改装，一时被乡亲们传为佳话。

也是在家乡祠堂的小屋里，陈毅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找到了方向。中法两地的漂泊经历，让陈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摧毁陈腐的旧世界。个人只有参加到革命的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1922年，陈毅给蔡和森写信，申请加入组织。“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因此，到这一年过年时，他的心情已大不一样。除夕之夜，他在陈家祠堂写了前文提到的那副春联。1923年11月，经过考察，陈毅转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青年时期的陈毅（图源《初心的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图册，上海市档案馆编）

“讲真话，天不会塌”

此后的许多个春节，陈毅都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1949年，他从百战沙场走问十里洋场，成为上海的一市之长。将军战则善胜矣，治民理财之道通否？共产党在马上得了天下,治天下能否久长？这样的疑问和担心，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都须由实践作出回答。

1950年初，中央财政非常吃紧。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国家建设百废待兴，急需大量资金。中央财政对上海的期望更高。而1950年2月6日的大轰炸，使上海的电力中断，企业生产停摆。此时上海正在征收公债，公债和税收也令资本家和商人承受着双重压力。

比如，民族资本家荣毅仁以“申新”几个棉纺厂的名义当场认购了60.5万份折实公债，然而，由于电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纱厂无法开工，没有盈利。荣氏父子在交认购公债的钱时囊中羞涩，“申新”资金周转也进入了更艰难的境地。

到了春节前，“申新”发不出工人的工资。等着厂里发薪水过年的工人不明真相，以为荣家故意克扣工钱，劳资关系十分紧张。一天，“申新”六厂的一群女工大吵大闹，闯进了荣家，宣称拿不到工资就不离开。陈毅得知后，觉得这样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派干部到荣家去向工人做劝解工作，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上海的局势使陈毅感到有必要由他亲自向中共中央报告要求减缓税收公债。他思虑再三，对报告怎样写心中仍感无把握。忧虑何在？3个月后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明了当时自己的心情：

“最近，就是2月轰炸、3月搞公债税收，这段时间最紧张。……这个紧张主要是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同时发展到跟工人学生的关系。究竟是共产？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坚持共同纲领？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过去收税比较轻，多照顾，进步比较慢，量力而行，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们发生了动摇。是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呢？照一照镜子并不十分象，搞得很恍惚，精神搞得很不安。”

1950年陈毅与家人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藏）

但作为一个经历了30年斗争锻炼的马列主义者，陈毅最终还是认定：“讲真话，天不会塌。”3月12日，他亲笔起草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反映上海困难情况的报告，数据翔实，预言“3、4、5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并建议上海负担5000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具体包括：交公债限期延至4月底；税收责成本年完成，不必每月逼催逼交：不得已时政府应负担部分失业救济；对私人资本资金周转和定购方面应考虑必要扶助。

此后，陈毅又发出了有关上海经济问题的两封电函。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调整公私关系的号召：“我们不应该搞得那样紧张，应该放手，应该缓进，把局势缓和下来，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来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反革命分子的进攻。”陈毅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

4月15日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虽然面临300多位厂长经理逃去香港、13万工人失业的严重局面。但陈毅成竹在胸。会前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第四封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在会上，陈毅认真听取各阶层诉说的困难痛苦，再给大家摆细账，又讲全国经济大改组中，根除毒疮，必要忍受“一刀之苦”的道理，使人听得进去。他又在小组讨论中让大家发牢骚、吐怨气，然后再做解释说服工作，最后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的三句话上：“有困难，有希望，有办法”。这次会议对扭转消极情绪、缓和上海紧张局势起了很大作用。（作者:周程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