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国内学界对邓小平访问美国的原因、经过和影响等已有所着墨，但受档案解密年限和学科关注点差异所限，部分研究成果对访美过程中两国在苏联问题、越南问题和中美人文交流等领域进行博弈的细节方面难免阐述得不够充分。为纪念邓小平访美这一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44周年，镜报君特推送一篇结合美方解密档案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文章。

当前，我们在处理诸如中美战略互信缺失、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时，依然能从这段历史中领略到邓小平面对强权毫不畏惧、坚持原则绝不妥协的领导人风范，并从中得到应对当今中美关系的有益启示。

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推行“遏制”战略，不仅在经济上封锁中国，外交上孤立中国，在战略上更是打压中国，企图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1950年，中苏结盟后，中美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几乎毫无战略互信可言。1963年，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状态，双方甚至于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海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美国从中苏对抗中看到了机会，遂派遣国务卿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双方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形成了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共识。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继任者福特在台湾问题上奉行“双轨”政策，严重影响了中美战略关系的推进。1977年1月，卡特政府上台后在战略上依然轻视中国，其推行的“苏中等距离”政策极大延缓了中美建交的进程。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复出后重新掌管国防、外交事务，成为当时中国国防建设及对美外交的领导者和开拓者。8月，美方派遣国务卿万斯访问北京以试探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底线”，却因其在台湾问题立场上的“倒退”而受到了邓小平的严厉驳斥，两国的战略互信跌至谷底。1978年5月，美方派遣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以美方在正常化问题上“已经下定决心”的承诺基本重塑了两国的战略互信，建交谈判正式开启。12月，为了遏制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改善中美关系以促使苏联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邓小平亲自参与中美建交后的4次谈判，决定暂时搁置两国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争议，促使两国达成了以《中美建交公报》为基础的战略合作协议。中美战略关系由此正式形成，开启了两国战略合作的新征程。

中美建交后，为了巩固中美建交的成果、增强中美战略互信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开始对美展开访问。在访问过程中，邓小平与美方就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等方面进行会谈，从战略层面上为拓展建交后的中美新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9年2月1日，邓小平在华盛顿会见基辛格博士。

深化中美两国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共识

在访美过程中，邓小平为拓展中美战略关系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深化两国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共识。会谈首日，邓小平主要与美方就强化苏联威胁认知、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态势、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问题展开磋商，从全球军事战略平衡方面极大拓展了两国的战略关系。

1月29日上午，美国总统卡特第一次会见邓小平，双方首先就巩固国际反霸统一阵线展开会谈。卡特指出，维护美国的实力、确保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有力影响是其承担的主要责任。虽然美国“拥有足够的实力”，但全球权力分散仍给美国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一个是从东南亚到非洲国家“弧线”的不稳定；另一个是美国对苏联军事实力迅速增长的担忧。虽然美方认为其可以从中美建交中得到好处，却怀疑双方“是否有能力利用我们的优势来解决我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对此，邓小平坦言美方应以脚踏实地的态度来应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倾向，并就卡特上述言论反驳道：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中方曾多次表示，世界面临着不稳定、不安宁的局面。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呼吁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并把美国包含在共同战线上。虽然在与苏联打交道时，“美国是主要的反对力量，因为它四处探出头来”。但如果有人说毛泽东有些失望，那是因为美国在反对苏联威胁方面做得还不够。这显然是邓小平在从战略层面上提醒卡特总统，美国未来应采取更加“务实”的措施来强化双方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行动。

邓小平在美国白宫发表演说

紧接着，中美双方谈及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态势，并就反对苏联在这两个地区的渗透达成战略共识。邓小平认为，当前随着苏联不断卷入越南政局，东印度洋的战略形势有点像一个杠铃，即苏联在两翼显示出强势地位，中间只有一条细细的连接线。而这条穿过马六甲海峡的连接线，对于欧洲、中东和亚洲之间的货物流通和经贸往来至关重要。出于这个原因，布热津斯基认为此时印度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当前美方已经大幅度改善美印关系，而中印关系的改善也很重要，希望中国也这么做。邓小平虽同意改善中印关系，但随即指出，“印度愿意承认越南强加的柬埔寨政府，表明其仍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双方应尽力防止苏联力量在南亚地区的渗透。此外，邓小平还认为“中东问题远未解决”。除了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南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外，其他国家更倾向于苏联。因此，把被占领的土地归还阿拉伯国家并同意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恢复其人民的民族权利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邓小平还指出，如果埃及萨达特总统和以色列能够达成让叙利亚满意的协议，那么苏联将真正受到“不利影响”。卡特回应道，无论是埃及还是叙利亚，都不希望看到苏联介入并成为他们未来谈判的全面伙伴。对此，邓小平表示：“非常好，不要让苏联干涉。中美双方可以为此目的而共同努力。”

为了互通战略意图，双方还就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以下简称《协议》）问题展开磋商。卡特指出，邓小平对上述协议的“不满”显然给美方带来了一些问题。卡特认为，事实上该特殊协议使美苏走向“更直接的平衡”。《协议》虽然限制了美苏两国，但并没有限制法国和英国，也不包括战术或战区核武器。它非但不会阻止美国发展和部署想要拥有的战略武器，更能使苏联不得不拆除大约10%的洲际导弹，其未来新导弹的发展也将受到限制。虽然目前美苏还没有就协议所规定的核武器削减项目达成一致，但美方有足够的手段来核查苏联的遵守情况。“这种协议虽然不完美，也不充分，但却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一步。”因此，如果“你能阐明你的真实态度，这将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此，邓小平表示他能做到。中方不反对谈判，也不反对《协议》。只是中方认为这样的协议不能真正地约束苏联。因为在限制战略核战略武器方面，美方此前已经与苏联达成了3次协议，这将是第4次。“每次达成协议后，苏联都加紧努力迎头赶上。”因此，中方不认为这些协议能限制苏联的扩张政策。即使美国能够对核武器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督，苏联也会从另一个方向寻找漏洞。所以中方反复强调，真正需要的是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工作。且中方一直在这样做，如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与日本缔结和平与友好条约、联合东盟国家瓦解苏联发动战争的战略计划等，“苏联手指伸到哪里，我们就砍到哪里”。

当天下午，邓小平还与美方就维持全球军事平衡和应对苏联进攻方面进行战略沟通。布热津斯基坦言，美方曾收到苏联警告不要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信件。对此，美方的回应是：虽然美国不会向苏联或中国出售武器，但美国也不会参与阻止一个主权国家获得维持自身防御的手段。目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准备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限制中欧（武器）贸易”。邓小平对此表示欣慰，进而指出北约存在战略上的缺点，那就是其后方美国离欧洲很远，而离苏联很近。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回应说，这就是美方正加强机动能力的原因，并表示到1983年美国将预置5个师的装备，这样就能使北约在1周或10天内将战斗力量增加1倍以上。考虑到“苏联任何实质性的军事集结会在几天内显现出来，美国必须在一两个星期内保持反应能力”。对于布朗就“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防御体系，以及中国在短时间内应对和抵御苏联军事进攻的能力”方面的询问，邓小平回应道，虽然中国的预警系统相对落后，但中国一直对苏联可能的攻击保持警惕。中国目前的评估是，苏联以其目前在远东的武装力量发动进攻并不容易，因为其军队还不到总武装的四分之一。自从越南问题出现后，苏联一直在“吵吵嚷嚷”，却没有在远东地区大量增加兵力。尽管如此，中国不仅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准备好让他们深入。毕竟，“也许中国没有其他优点，但它确实有很多领土”。

1979年1月29日，卡特和邓小平在白宫交谈。

应当说，通过邓小平的访问，中美两国探讨了南亚、非洲之角、欧洲及北约等地区的地缘态势，就双方维持全球政治军事战略平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夯实了两国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共识，极大拓展了建交后的中美战略关系，并为日后中美军事安全关系的确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美方就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展开战略磋商

1979年元旦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2月5日，他的形象再度出现在《时代》封面上，标题是“邓来了”。

邓小平为拓展中美战略关系所做的第二件事，是从维护中国边境安全和中苏越三角关系出发，阐明中国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必要性和决心，从而寻求美方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以防止苏联干涉中国“惩罚”越南的战争。

事实上，邓小平访美会谈中的越南问题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越共领导的抗法战争和抗美统一战争中均给予了越南大量的援助，为其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1975年越南统一后，原本被越共主席胡志明亲切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却逐渐变差。中方关闭驻越使馆、停止对越援助后，越南转而寻求苏联的帮助。中越双方甚至于1978年爆发了边境冲突。日益紧张的中越关系连同苏联—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威胁，促使中国决定出兵反对其挑衅行动。当时，中国决定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主要基于边境安全和地缘战略的考虑。首先，越南在中国边境的武装挑衅和入侵事件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据统计，1975年—1978年，越南在中国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北部湾海域及双方交界地带每年制造的事端分别为439、986、752和1108次，给我国边防军人和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大量损失。其次，中国担心苏越地区霸权主义联合“夹攻”中国。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重兵压境的情势下，中国担心越南成为苏联推行所谓的“亚洲集体防御协定”的“马前卒”，并以南北夹攻之势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于是，1978年12月初，中国决定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而此时，中美建交谈判正进入关键时段，邓小平遂决定加速正常化进程，力求建交后通过访问美国以寻求华盛顿对中国“教训”越南的道义支持，将苏联干预战争的风险降到最低。就这样，越南问题便成为邓小平访美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应当说，邓小平通过访美向美方传达的第一个战略信息是：越南存在明显的扩张主义倾向，中方打算采取行动遏制越南日益猖獗的野心，希望美方在国际领域予以道义支持。1月29日，邓小平在与布热津斯基的首次会谈中便要求与卡特私下讨论越南问题，其沉重的语调让美方预感到邓小平“必有要事相告”。在会谈中，邓小平坦言，越南完全是“东方的古巴”。如果中美不注意这一点，越南的作用将大大超过古巴。越南最近与苏联签署的军事同盟条约显示其“正在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的苏联梦”。首先，中方认为，越南已经完全被苏联控制，其公然入侵柬埔寨以建立一个“印度支那联邦”的阴谋比美方想象的更加严重。更何况从道义上讲，当柬埔寨被蹂躏时袖手旁观是不对的。其次，越南仍在加强其军事能力，把山区的最高参军年龄提至37岁，且将更深地陷入苏联的怀抱。东盟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够有所作为，因为“如果越南被允许继续肆无忌惮地走下去，东盟国家将会发生变化。这样就有了可供苏联利用的漏洞”。为避免更多的麻烦，必须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再次，越南非常傲慢，甚至宣称自己是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世界上第三强大的军事国家。面对如此猖獗的野心，不予以遏制是不行的。最后，越南一直在给中方制造麻烦，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如果不“惩罚”他们，越南的暴力行为将继续扩大，中越边境事件将继续升级。因此，从全球战略和亚洲地缘政治方面考虑，中方认为有必要遏制越南的野心，并给他们一个“适当但有限”的教训。

此外，邓小平还通过据理力争，向美方传达了第二个战略信息：美方劝阻中国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无效，无论美方作何反应，中方都将采取行动“惩罚”越南。起初，卡特对中国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持一种劝阻的态度。美方表示虽然理解中方面临的巨大威胁，但在联合国和东盟国家都谴责越南的暴力行动时，如果中方打击越南，一方面可能改变中国“被视为一个反对侵略的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可能导致暴力升级，并使舆论从反对越南转变为部分支持越南”。因此，美方认为其“很难鼓励暴力”，入侵越南将是非常严重的破坏稳定的行动。对此，邓小平则继续据理力争，表示中方打算采取有限的行动，中国军队将很快撤退，并像处理边境事件一样处理它。在国际社会的反应方面，或许刚开始有些国家会谴责中方，但更多人会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如果处理得当，这个短期行动将可能在老挝和越南内部引起一些变化。中方预计苏联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如果在中方打击越南的过程中苏联插手了，他们将不得不从欧洲撤军，这反过来对欧洲和中东有利。中方不想错过时机，如果等到柬埔寨被征服再出兵，越南便可以用所有的军队来对付中国。对于邓小平的解释，卡特虽理解“中方不允许越南不受惩罚地进行侵略”，却依然认为这将是个可能升级为地区冲突的“严重的错误”。或许通过联合国或其他方面的协同努力，可能对越南及其盟友造成更大的损害。美方的立场不是基于对苏联或越南的恐惧，而是认为孤立他们是一种更好的惩罚形式。邓小平没有继续反驳卡特，只是再次重申中国“正以实力地位来处理这个问题”，必须给越南一个教训，行动将非常有限。这让美方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决定已经做出，越南将受到惩罚”。

美国华人华侨夹道欢迎邓小平访美

就这样，邓小平在访美的过程中与美方就越南问题和国际形势进行了战略沟通，传达了中国必须“惩罚越南”的坚定决心。卡特虽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但在中国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过程中，美方不仅没有推迟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还向中方提供了苏联军队调动情况的情报，甚至向苏联传达了敦促其“保持克制”的外交照会。结果，苏联除了舆论抨击外，并没有直接对中国采取军事措施。这表明，邓小平访美显然给苏联造成了中美在越南问题上存在战略协作的印象。对于此类的道义支持，邓小平曾经说过，“在我们反击越南时，我们对美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是满意的。”应当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顺利开展，显然与中美战略关系的拓展，及双方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就越南问题进行的深度交流有一定关系。

全方位拓展建交之后的中美战略关系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建交后中美关系在军事、安全、经贸、科教与人文领域的全方位拓展创造了条件。当天下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罕见地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祖国统一大业相提并论，足以见其对拓展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视。

应当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战略”的内涵与外延得以不断深化。政治、经济、科教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本质上也属于战略关系的一部分。在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总统就经贸、科教和领事等方面事务进行了深度交流，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定。此外，邓小平还通过遍访美国知名城市的机会，改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全方位”拓展了建交之后的中美战略关系。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白宫与卡特签署了中美在科技、文化及领事事务等方面的3个协定。

首先，商定并签署一系列政治、经济、科教和文化协定，开启了中美战略关系的新征程。1月31日，时任中国副总理方毅和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订了为期5年的高能物理协定。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与美国国务卿万斯签订了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馆的协定。邓小平和卡特签订了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根据上述协定，中美两国将在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进双方在能源、地学、卫生、环境、工程和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将成立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鼓励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此外，方毅还和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局局长克雷普斯交换了文件，阐明两国在农业、教育和空间技术领域内的互补利益。最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决定就签订贸易、航空和海运协定进行商谈。

其次，中美双方就谋求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和加强经济往来方面达成系列共识。一是双方认为两国最直接的利益就是建立起正常的贸易关系。为此，双方决定设立一个代表两国的委员会来处理“资产索赔”问题，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分别担任双方的联合主席，共同牵头敲定相关细节问题，并谋求签署一项长期的《中美贸易协定》。二是在技术交流方面，美方提出将根据现行法律尽可能灵活地处理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如一件商品被美方认定为仅用于民用目的，那么这类设备的销售就没有问题。除了直接销售，中方还可以采取长期租赁的方式。对此，邓小平表示，如果美方同意“用贸易补偿的方式向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的产品偿还”。三是在民航和海事协定方面，美方希望与中方的多家航空公司进行签约来降低机票价格，以鼓励更多的旅行。双方还约定在美国商务部长普雷斯和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期间，两国达成一项海事协议来保障双方间的海上货物运输。

再次，中美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在通信、新闻、领事和学生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一是在通信方面，卡特希望在访美之后能与邓小平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私人信件或通信，并认为此举对其本人很有帮助。邓小平对此表示认可，并希望也把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和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囊括在内。二是在领事安排方面，卡特希望能够扩大美方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空间，以适应美中贸易和其他关系的增长。邓小平表示虽然这有一定困难，但中方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三是在记者和新闻报道方面，美方希望两国能最大限度地交换记者，并保证他们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自由和准确地报道来自双方的新闻。为了增进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了解，邓小平还与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回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等。

四是在学生交流方面，美方希望有最大的机会进行学生交流，认为这不仅有利于大大加强中美未来的科技合作，还有利于美国民众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人民与国情。对此，邓小平坦言，目前中方还没有条件接收大量的学生，但会努力为美国留学生来华创造条件，或许需要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而对于各自留学生的言论自由和意识形态的问题，邓小平强调，中美双方的留学生都应该“有足够的责任感”，绝不能在所在国“扮演颠覆性的角色”。

1979年2月2日，邓小平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瞬间。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还通过开展人文交流来拓展中美战略关系，树立中国在美国人民心中的新形象。1月29日晚，邓小平在肯尼迪中心观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文艺表演时指出，“艺术是使各国人民增进了解、消除隔阂的最好办法”。31日，邓小平在费城进行访问时，接受了坦普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律博士学位，赞扬该校将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反映了其学术自由的主张。2月1日，邓小平向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陵墓献花圈，并同其家属进行了会面。2日，邓小平在休斯顿观看马术竞技表演，应邀乘坐一辆19世纪的公共马车绕场一周，并接受主人赠送的骑士纪念章和一头小牛。3日—5日，邓小平与西南地区的报纸、杂志主编和发行人等共进早餐，参观波音747飞机装配厂，会见旅居西雅图的华侨代表，并出席了西雅图商界举办的晚宴。在机场发表告别演说时，邓小平呼吁中美“人民之间的往来可以更频繁、更加密切，我们希望美国各界朋友多到中国来走走看看”。应当说，通过邓小平的访问活动，美国人民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这对几年前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中国在国际上确立它的新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结语

作为党领导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个缩影，邓小平访美堪称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不仅巩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还拓展了建交后的中美战略新关系。

首先，在应对苏联威胁方面，双方决定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倾向，并就抵制苏联在南亚和中东等地区的渗透、应对苏联潜在的军事进攻和维持全球军事平衡等方面达成战略共识。

其次，邓小平基于中苏越小三角关系的发展，从维护中国边境安全、遏制越南地区霸权主义野心和打破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苏联梦”等方面，向美方阐明了中方开展对越反击战的必要性，间接开启了冷战期间中美两国最为紧密的战略合作。

最后，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战略协议，并就解决资产索赔问题、加强经贸往来和促进双方新闻、领事、科教和通信等领域的合作达成系列共识。应当说，邓小平在费城、亚特兰大和休斯顿等美国城市“旋风”般的访问活动，不仅促进了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还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中国在美国民众心中的新形象。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卡特合影

从上述几个方面看，邓小平访美对建交以后中美战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促使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世界性战略问题上疏通了彼此的战略意图，还“形成了一种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展开友好合作的新格局”。布热津斯基认为这次访问“从原先所设想的仅是礼仪性的外交访问，变成为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作者：薛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