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上海召开的。

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上海召开，这是党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

然而不少人有疑问，“一大”“二大”会址早已确定，为何单单“四大”会址难以确认？

历时29年，中共四大会址确认

事实上，三次大会的会址均为新中国成立后查访确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条件艰苦很难保留完整的档案资料，兼之年岁久远，物是人非，许多参会代表已然身故，自然无处可查。

幸而，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寻访到了前两次大会的参会代表和有关人员，又多方查证才确认下来。

△中共四大纪念馆还原开会场景

没有想到的是，中共四大会址的查证过程却曲折很多。

调查人员也走访了当时在世的当事人和知情人，确认地点在横浜桥附近，是某个里弄里最后一幢，“二上二下”。虽然大致地址有所确定，但没有更准确的资料缩小范围。从1958年到1961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多方访问，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却始终没有确切结果。

随后多年，许多当事人去世，中共四大旧址就这样被隐藏在历史迷雾中......

上世纪八十代初，接过查访接力棒的是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他们在《解放军画报》上找到一条线索称中共四大会址在“横浜路6号”，实地查勘后并没有找到该处。

1984年，调查人员找到了已经80多岁的郑超麟，他参加过中共四大，曾担任大会的记录和向导，带领代表们进出会场，因而对会场情况印象较为深刻。

△郑超麟实地寻访时拍摄的照片

郑老否认了《解放军画报》的说法，并在随后不久与调查人员多次实地寻访，并根据铁路道轨等参照物，确认铁路道轨东边的新工房（即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的新工房）为当年党的四大的会址所在地。

虹口区党史办公室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进行大量调查工作，取得不少佐证材料。

1987年4月25日，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确认为四大会址。1987年上海市政府106号文件明确指出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位于上述地址，一个历史真相尘埃落定。

从和平坊到广吉里

会址既已确认，为何广吉里之名迟迟不能确定？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四大会址所在地被日军的炮火所毁，废墟处逐渐聚集简屋和工棚，1983年又翻造了六层居民楼。郑超麟在实地探访时也说除铁路仍横卧如旧之外，这里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物是人非，旧里弄地名更难以寻踪，只能于故纸堆中爬梳剔抉。

△中共四大纪念馆中的广吉里沙盘和视频资料

早先确认四大会址期间，调查人员曾查对《民国22年闸北区地图》，图中标注四大会址为和平坊，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大会址里弄名被认为是和平坊。

严格来讲，民国22年地图不足以反映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的情况。且根据《虹口区地名志》相关条目，和平坊“建于1929年”，显然与此前史料相抵触。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

调查人员搜检申报数据库，发现“和平坊”最早出现在1932年10月27日的报纸上。提及和平坊的是一条招租信息“兹有坐落北四川路白保罗路连及东宝兴路之间（即和平坊）建造双间单间石库门又广式住房一百余幢”。申报数据库的史料比《虹口区地名志》记载的时间更晚，两条不同来源的史料排除了和平坊的可能性。

△沙盘中复原的广吉里

随后，调查人员找到了1929年6月出版的《上海特别市道路系统图闸北图》，这张地图比较完整地标识了1925年前后中共四大遗址所在区域（即东宝兴路四川北路一带）街巷里弄信息。

根据地图，中共四大会址所处地理位置对应的1929年的里弄是广吉里。

申报数据库的史料可以作为佐证。检索发现，与（东）宝兴路附近的“广吉里”相关条目，最早出现于1914年，最晚的为1932年，其中包括1924、1925年多项条目。

由此可知广吉里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是存在的。

至此，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确认为东宝兴路广吉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道路上，中共四大是重要的历史坐标，其时间和地理坐标的准确亦同样重要。

“四大”代表中的新面孔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20名，代表了当时的994名中共党员。

这20名代表，有上一届中央指定的代表3人，即陈独秀、蔡和森与瞿秋白。全国各地，包括海外中共党员推选出来的代表17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据郑超麟回忆，维经斯基仅来了一天，由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

△瞿秋白

这次代表大会中出现了几张新面孔，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莫斯科中共党员代表彭述之。他是共产国际选定的，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秘书长，以后又当选为中央局的成员，负责宣传工作，为中央局宣传部主任。

在中共四大的代表中，另一张新面孔是何今亮，他是从苏联回国参加四大的。以后，为了方便在上海开展工作，根据陈独秀的提议，他改名为汪寿华。汪寿华是浙江诸暨人，他早年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追随他的学长俞秀松参加革命，来到上海，并于1920年，由俞秀松介绍加入共青团。他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读书，一心想到莫斯科学习。他千辛万苦到达海参崴以后，一则由于当时苏俄内战，西伯利亚大铁路被切断了；二则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杨明斋看中了这个小伙子的忠诚、豪爽与胆识，将他留在了海参崴，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专门负责帮助中国革命者前往莫斯科以及途经海参崴准备回国的中共党员。

汪寿华不负所托。他在海参崴、赤塔一线开了多家商号与饭馆，广交朋友，甚至与东北过来的土匪都有联系。当时从苏联偷越国境到我国哈尔滨，然后坐火车到上海，是莫斯科与上海之间最快捷的一条路，但危险性也最大。可是由汪寿华护送的中共党员通过此条路线从未出过事。党的重要领导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任弼时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

△汪寿华

中共四大以后，由于上海工作的需要，陈独秀帮何今亮改名汪寿华后让他留了下来。他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尤其是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八名中央特委成员之一，主要负责浦东、南市一带的起义工作。起义胜利后，汪寿华担任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汪寿华被杜月笙诱骗到杜公馆，秘密杀害，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中共第一个牺牲者。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通过的决议是派人从乡下将汪寿华烈士的遗孀赵兰花接到上海，由总工会终身赡养，以此表达上海工人阶级对汪寿华深深的怀念。

△陈独秀

出现在中共四大代表中，最重要的一张新面孔就是周恩来。据中国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记载：“旅法华人中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周恩来一直在法国、德国、苏联学习与工作。他1924年9月回国到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以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四大是他第一次参加的中共代表大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不久又增补向警予为中央局成员，专门负责妇女工作。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1926年，陈独秀又急调周恩来抵沪，协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周恩来担任总指挥。起义爆发后，周恩来亲临前线，带领工人武装攻占北洋军阀势力最为猖獗的北火车站。

正是周恩来、汪寿华这两张四大代表中的新面孔，冲杀在武装起义的最前沿，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依靠上海工人阶级不畏牺牲的奋斗精神，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