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树屏（1907～1976），号叔平，字锦亭，山东省昌邑人。着名海洋生态学家、水产学家、教育家，世界浮游植物实验生态学领域的先驱，中国海洋生态学、水产学及湖沼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1938年至1941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并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英国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英国淡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英国淡水生物学会水产化学部、浮游生物部二部主任，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藻类研究室主任。1946年12月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教授、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兼水产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黄海水产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水产组副组长、海洋组成员，首届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首届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职。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副主席。

　　科学救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树屏随中央研究院迁到广西阳朔。1938年9月，他考取公费留英，此次留英公费是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国难当头，对于是否赴英留学，他踌躇不决。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号召：“抗战固极艰苦，战后建设事业更是艰巨，因此必须固守研究岗位，做战后的准备。”为战后建设计，他决意出国深造。

　　离开香港时，朱树屏站在船上看祖国大陆渐渐远离，潸然泪下。事后，他愤愤地写道：“食犬吐之食，勿忘其臭。忍辱负重，以庚款锥刺骨，效勾践，学韩信，许身报国，共肩建国大业时，再聚首联欢。”从此，“科学救国”的梦想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抵英后，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学习，修完了动物、植物两系的课程，又修了生物化学系课程，业余和假日全部投入实验研究工作，成绩卓着。1942年到1945年，任英国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英国淡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等职。期间，研究成功了17种藻类培养液的配方，即以他的姓命名的“朱氏培养液”，其中“朱氏10号”是至今世界上仍广泛使用的标准经典配方。

　　当时欧战正酣，伦敦时遭空袭，朱树屏在埋头学习工作之余，念念不忘报效祖国。他了解到国内各大学设备、经费非常困难，为了归国后开展云南高原大湖调查，用薪俸余额购置了调查工作所需的文献及用具，先期空运昆明；曾捐款支持陶行知先生“教育救国”的行动；与其他留英同学编辑《东方副刊》，寄到国内印刷；通过伦敦电台每月向中国介绍国外学术研究、新技术和工业进展概况等，以拳拳报国之心，尽其所能，积极为祖国的科学发展效力。

　　抗战胜利后，云南大学聘请朱树屏回国任教，日夜思念祖国、立志报效祖国的他迫不及待地取道美国，踏上了归国之路，由于搞不到回国的船位，未能成行。1946年1月，他暂时到了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海洋研究所——美国着名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被聘为高级研究员，仍然从事浮游生物的研究。短短一年中，发表了《朱氏人工海水》等极有影响和价值的研究成果，为该所创建了世界一流的藻类实验室。该所对于享有盛誉的朱树屏先生苦苦相留，并提出了优厚的条件。然而，一颗游子的拳拳之心是赤诚的，他谢绝了该所的一再挽留。从美国归国前，他只留下路费，其余全部用于

　　购置野外调查、室内研究所需的工具。1946年12月，朱树屏毅然回到战乱的祖国。

　　时值国内解放战争，朱树屏一腔科学救国的赤诚再次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然而，他没有灰心、退缩，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一心一意扑在了祖国科学事业的重建上。他先到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同时投身于云南各大湖泊的调查。1947年夏，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海洋和湖沼学的研究。后来，有人约朱树屏一起返回美国工作，但他说：“祖国生活困窘、科学落后，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

　　一颗赤子的科学报国之心何其真诚！

　　鞠躬尽瘁

　　1947年，国立山东大学童第周教授受校长赵太侔之托函请朱树屏到青岛创建和主持水产系工作，任教授兼第一任系主任，借聘期为一年。当时，该系刚刚成立一年，基础十分薄弱。朱树屏同年7月到职后，将从英国带回的有关海洋、水产科研教学方面的书籍、资料及一些实验设备赠送给了水产系。同时，朱树屏制定发展规划，在水产系成立了渔捞、养殖、加工三个专业组，还争取到实习调查船；经多方聘请，戴立生、王以康、王贻观等多位教授和讲师康迪安、辛学毅等先后来到水产系任教；重视基础课教学，安排水产系学生到理学院各系修基础课；自编教材，先后教授海洋学、浮游生物学、应用湖沼学等专业课程，并经常举办有关海洋、水产方面的讲座，还亲自带领学生出海采集、实习，培养学生现场调查的能力。

　　来国立山东大学一年，朱树屏使水产系走上了正规教学，以极大的热情培育了中国首批大学本科水产专业人才，为创建水产系呕心沥血，使当时全国惟一的四年制本科水产系初具规模，并成为国立山东大学重要学系之一，深受学生的尊敬和信赖。

　　1948年9月，在国立山东大学的借聘期满，朱树屏被调返上海动植物研究所，不久带队出海到舟山渔场进行海洋调查。离青时，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全体同学到码头挥泪送别。1949年1月，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一、二、三年级全体同学又长函敦请朱树屏教授返青执教，函文情殷意切：“……只要有老师来做我们的领导中心，我们的力量定会团结起来……创建水产系的巨任，除了老师具有这种勇敢果决、忍辱负重的精神能担负，别人再也担负不起。……我们以平静的心情等待再一次在码头上欢迎我们衷心崇敬的老师……”（该函至今犹存）朱树屏捧读再三，不禁涔然泪下。但终因舟山海洋调查的重任在身，未能如愿返校。

　　1951年1月，朱树屏调回青岛，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同年3月，调农业部水产实验所（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任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同时被国立山东大学聘为水产系教授，

　　继续讲授湖沼学、浮游生物学和水化学等专业课程，使中断了三年的这几门重要课程得以恢复。

　　当时，水产实验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尚未走上正轨。他到任后，对科研规划、研究任务、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设施建设等均具体操持、组织领导，不遗余力，使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快全面展开。1952年，正式增设资源、渔捞、海产养殖、淡水养殖和水产加工五个研究室及其它辅助设施。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从海洋生态和初级生产力入手加强资源与渔业研究，又建立了生产力研究室和实验生态组，并相应地增建了实验场、同位素实验室、恒温室等基础研究设施。在他的直接培养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普升为高级职称的约有四五十人，其中不少人成了学科带头人。他为当时国内惟一的全国性水产科研机构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使该所成为中国水产界成果最多、世界知名的骨干科研单位。

　　在青岛，他曾在胶州湾设站，逐月调查浮游植物生长所需要营养盐类的组成特点和变化规律，发现营养盐类的分布相当均匀，除每年4至5月外，营养盐含量均能满足浮游植物的需求。他首次提出：根据长期连续的调查结果，预报海产生物资源及养殖业的丰歉，进行“种海”，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战略思想。

　　在青岛，他与童第周教授共同组织领导了中国首次海洋渔场调查——烟台、威海外海鲐鱼渔场调查，并从理论上总结解释了调查结果，在论文中揭示了该产卵场属性同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关系，黄海暖流同鱼群洄游和行动的关系，水温、饵料生物同鱼群分布的关系，渔期同鱼性腺发育的关系等规律。调查成果当年即用于指导渔业生产，并获得中国科学院奖励。

　　在朱树屏等直接领导下，黄海水产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合作编制了《渤、黄、东海渔捞海图》，该书共三卷，分为海洋学图集与捕捞对象图集两部分，概括地展示了我国对近海渔业资源与渔场海洋学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该项工作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

　　通过长期的缜密调查研究，朱树屏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不顾非议与压力，针对黄、渤海渔业资源状况提出“资源衰退，应予保护”的观点，并在许多场合积极阐明，但一直未能被采纳，直到1978年以后，“资源衰退”的事实和论点才被公认。这不仅说明了朱树屏作为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也显示了他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深受后人的缅怀与崇敬。

　　朱树屏始终贯彻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十分关心黄海水产研究所所在地——山东省的水产生产与科学研究，曾兼任山东省水产厅副厅长，山东省科委海洋生物水产组副组长、水产分组组长，为山东水产业尤其是青岛水产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期间，朱树屏作为海洋生态学家、中国水产学科带头人，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合作谈判等科学技术活动。他是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中方专家，担任该委员会海洋渔业专业组副组长，在历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1956年，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的访问苏联代表团，作为水产方面的顾问，同苏方商洽中苏水产科技合作草案；1957年参加领导中苏合作黄海、东海越冬渔场调查；1958年参与指导了中国首次世界最大规模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在其撰写的论着《渤海诸河口渔业综合调查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海洋人工增殖和农牧化；主持了1958年至1960年中苏合作的“发展海洋渔业和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项目。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他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原则立场，受到水产部领导的赞誉。他参加了我国1956年至1967年和1963年至1972年两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制定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很多重要研究课题，如海洋生产力研究、紫菜人工养殖等被列入规划。

　　攻克难关

　　我国海带养殖技术与产量均居世界领先地位。在我国海带、紫菜人工养殖技术开发中，朱树屏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1951年海带南移青岛后，在中港试养成功，但在附近许多海区生产的海带，达不到商品规格。对此，青岛的研究、生产单位在协作组中各持己见，有的人认为是温度问题，有的人认为是光线问题。朱树屏和黄海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通过1952年冬至1953年秋的调查与对比，确认是营养贫瘠问题，并于1953年冬率先在太平角瘠区开展了海带施肥养殖试验，验证了氮肥促进海带生长的作用，终于确立了今天以大面积泼洒施肥法为主的海带瘠区施肥养殖方式，从而在北方广大贫瘠海区养出商品海带。其成果获山东省科学大会奖。

　　1956年，在朱树屏等领导下进行的海带南移浙江试验成功后，海带养殖迅速发展。1957年，全国南部沿海海带养殖试验点有118处之多；其后，江、浙、闽、粤大面积生产试验均获成功。

　　为解决生产所需大量人工幼苗，1957年6月水产部将这个关键课题交给朱树屏。为赶季节，没有试验条件，他就因陋就简，带领科技人员在临时赶建的玻璃房和山洞里，全力投入试验。1958年2月完成试验和理论探讨，7月利用自然光源、流水控温的自然光育苗室培育夏苗生产，当年育出大量健康海带幼苗，移入海面养殖。经过几年攻关，在朱树屏等领导下，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山东省水产养殖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完成了此项研究开发的一整套全新的海带育苗方法，经水产部门在生产上推广以后，成为培育海带幼苗的唯一生产形式，解决了海带养殖大发展急需的苗种问题，巩固与促进了海带南移，使海带养殖从北纬36°向南推进到30°30′。海带自然光育苗技术在世界领先，是中国海水养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科研成果。

　　1958年，在青岛以“海带自然光育苗法”培殖出的一条大海带被送到正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朱德委员长高兴地宣布说：“这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海带。”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紫菜生产的苗种来源主要依靠自然孢子，人工苗种培养与叶状体养殖技术的研究也远远不能适应大面积生产的需要。为改变我国紫菜生产的落后状况，1964年朱树屏作为国家科委水产组副组长、“紫菜歼灭战”组长，组织领导了14个单位的科研人员在福建沿海现场开展了坛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的攻关实验研究。该研究于1968年完成。

　　四年中，他们主要进行了野生紫菜生态调查和丝状体生长发育同环境的关系、壳孢子成熟、放散、附着等实验生态学的系统研究，制定了坛紫菜丝状体大面积培养、叶状体半人工与全人工采苗养殖的整套技术难题，取得了预期效果，将坛紫菜的苗种生产提高到全人工控制的水平。在生产上推广后，形成大批量育苗室网点，同时将菜坛式附礁养殖生产推进到网帘式半浮动生产方式，扩大了可养水域，开创了福建全省紫菜生产的新局面。

　　1965年，紫菜分别在青岛、大连试养成功，实现了紫菜的北移。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紫菜全人工育苗能力达到7360万壳，可满足10余万亩养殖所需。紫菜养殖也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养殖面积不到1万亩、年产量1000多吨，发展到养殖面积近10万亩、年产量超过1万吨，增长10倍以上。正是朱树屏领导的紫菜养殖攻关铺设了紫菜养殖业大发展的坦途，建立了中国的紫菜养殖业。这是朱树屏科学研究生涯的最后一项重要成就。

　　由朱树屏领导完成的《海带施肥养殖》、《海带自然光育苗》、《坛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的研究》三项成果，均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紫菜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以后，朱树屏又提出了紫菜“自由丝状体”的研究方案，这是紫菜研究中有决定意义的四个课题中的最后一个，在国际上是空白。他制定了一个一年内完成试验的方案，并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工作。正在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作的权力被剥夺，他受到批斗、摧残，很快身染重病，住进了医院。病危之时，他在病床上得知日本关于紫菜“自由丝状体”的研究已获成功的消息，感到无比痛惜。

　　“我们中国人至少可以早他们三年夺得这个桂冠的啊!”这是朱树屏在科研旅程上一个深深的遗憾。

　　死而后已

　　朱树屏严以律己，追求进步，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

　　他谦虚好学，永不自满，为了及时汲取国外知识，一直订阅国外期刊。在繁重的工作中，又学会了日语、德语和俄语。

　　他回国后身负重任，兼职较多，但毫不居位自尊，始终坚持与科研人员、学生同甘共苦，奋斗在科研第一线。在历次的海洋与湖泊考察中，他不顾严寒酷暑，亲临现场，研究指导工作。他的办公室也是起居室，为了工作，经常在此过夜。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他倡导因陋就简搞科研，亲自教科研人员研制仪器设备。

　　他学习、工作惜时如金，常说：“我的时间不是以日、月而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他很少休星期天和节假日，常因工作忙随便买个烧饼在办公室干嚼，办公室备有一张行军床，有时就在办公室或实验室过夜。除深夜回家休息，很少在家停留，三个子女的抚养教育和家务操劳都落到夫人王致平身上。在外出途中的汽车上或火车上也不闲着，不是看就是写。

　　他生活简朴，一直是布衣布鞋，有时穿补丁衣服，满足于粗茶淡饭。他常说：“对工作要高标准，对生活要低水平。”有人说：“朱所长真不像个在国外多年、世界知名的博士、学者。”每喝完饭粥，总以开水冲碗喝下，这个习惯保持终生。所里备有吉普车，他是一所之长，但外出办公常骑自行车，很少坐车。

　　“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1967年，北京的“外调”人员提审他，交给他一份“调查提纲”，逼迫他写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他旗帜鲜明地拒绝了。

　　朱树屏因受人身摧残而罹病，1972年他第一次病危，周总理获悉后直接指示中共青岛市委：“听说朱树屏同志病了，请认真治疗。”1975年5月，他第二次病重时，转上海中山医院就医，在手术时，为了保护大脑，以便出院后继续工作，甘愿忍受巨痛而不打止痛针。医生、护士们被他这种热爱工作，毫不顾惜个人的牺牲精神感动得落下泪来，以至把他的事迹编印成材料对医学院的学生进行教育。

　　他逝世前对家人说：“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去做，也许我不能继续为人民工作了，这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

　　“我踏遍了祖国的沿海和重要湖泊，请把我的骨灰撒到我到过的沿海和湖泊!”

　　1976年7月2日，朱树屏在上海中山医院与世长辞。

　　1978年，中央对朱树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作出了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

　　1987年4月，朱树屏的夫人王致平在黄海水产研究所的支持

　　下，率领子女乘船赴沪，把他的骨灰撒到了黄海、东海、长江，然后又转往太湖撒放，终于实现了朱树屏的遗愿。

　　朱树屏将毕生精力全部献给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教育事业，以坚毅顽强的意志赢得了学术和事业上的光辉成就。1995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决定在百花苑为20位曾在青岛工作、生活并作出突出贡献的文化名人塑像，以此表达对他们的深切缅怀。朱树屏塑像是首批入园的20尊文化名人塑像之一。

　　2002年7月2日，朱树屏的部分论着、手稿、各个历史时期照片、来往书信等遗物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

　　朱树屏的名字将永载中国科学史册。

　　（作者：邱吉元）

　　主要参考书目：

　　①《蔚蓝色的辉煌——青岛海洋科苑英华录》，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②《青岛历史文化名人传略》（第一辑），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青岛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青岛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

　　③《中国海洋城》，徐磊、宋立江、颜涛、江新霁编着，岭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④《山东文史集粹（科技卷）》，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⑤《青岛百科全书》，青岛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