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地放在那黄色的地图的边儿上。在海边的微风里，看高远深碧的天上飞着大雁，真能使人忘了一切，即使欲有所思，大概也只有赞美青岛吧！

　　——老  舍

　　老  舍主要作品书目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１月初版。

　　《赵子曰》长篇小说，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４月初版。

　　《二马》长篇小说，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年７月初版。

　　《猫城记》长篇小说，上海现代书局１９３３年８月初版。

　　《离婚》长篇小说，良友图书公司１９３３年８月初版。

　　《老舍幽默诗文集》（诗歌杂文集），时代图书公司１９３４年４月初版。

　　《赶集》（短篇小说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４年９月初版。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人间书屋１９３５年８月初版。

　　《牛天赐传》长篇小说，人间书屋１９３６年３月初版。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开明书店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初版。

　　《老破车牛》（创作经验集），人间书屋１９３７年４月初版。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上海杂志公司１９３９年８月初版。

　　《骆驼祥子》长篇小说，人间书屋１９３９年３月初版。

　　《蜕》长篇小说，人间书屋１９３９年３月初版。

　　《残雾》（四幕话剧），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４月初版。

　　《文博士》长篇小说，香港作者出版社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初版。

　　《张自忠》（四幕话剧），华中图书公司１９４１年１月初版。

　　《面子问题》（三幕话剧），正中书局１９４１年４月初版。

　　《大地龙蛇》（三幕话剧），国民图书出版社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初版。

　　《归去来兮》（五幕话剧），作家书屋１９４３年２月初版。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文聿出版社１９４４年３月出版。

　　《火葬》（短篇小说），晨光出版公司１９４４年５月初版。

　　《惶惑》（《四世同堂》第一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４６年１月初版。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新丰出版社１９４６年２月初版。

　　《偷生》（《四世同堂》第一部），晨光出版公司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分上、下册初版。

　　《我这一辈子》（中篇小说），惠群出版社１９４７年１月出版。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晨光出版公司１９４７年４月出版。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晨光出版公司１９４８年９月出版。

　　《饥荒》（《四世同堂》第一部），香港文化生活书店 １９７５年１月初版。

　　《龙须沟》（三幕话剧），北京大众书店１９５１年１月初版。

　　《鼓书艺人》（长篇小说），１９５２年在纽约出版。

　　《春华秋实》（三幕话剧），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８月初版。

　　《无名高地有了名》（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５月出版。

　　《茶馆》（三幕话剧），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６月初版。

　　《上任》（短篇小说），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９月初版。

　　《正红旗下》（未完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６月出版。

　　老舍（１８９９—１９６６），现代着名作家，北京人，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１９５１年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韩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老舍应聘担任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国破山河在

　　老舍与青岛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

　　１９３４年夏天，济南的天气酷热难耐，在汗流浃背、心情烦乱的境遇下，老舍终于完成了他的又一部作品《牛天赐传》，这也是他寓居济南、执教齐鲁大学四年来的最后一部作品。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打算放下教学，做一个“职业作家”，专事写作。现在，他决心要实践自己的愿望了。

　　８月１９日，老舍在朋友的邀请下前往上海，想去考察一下环境，“试试职业作家的味儿”，但是，上海完全不是老舍想像中的样子，法西斯文化专制的魔影笼罩着文艺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摧残了一切进步文艺的生机。大批进步书店被捣毁，许多进步人士被杀害，《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就因刊登抗日言论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看到这种情况，老舍“心中凉下去”，明白了“专仗写东西吃不上饭”。

　　  从上海回到济南后，他再次打消了从事专业写作的念头，但这时，他已辞去了齐鲁大学的教职，迫于生计的压力，他接受了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的聘请，于１９３４年９月离开济南，来青岛就任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本打算去上海的老舍就这样选择了青岛，从此与青岛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一段新的生命历程，迎来了他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

　　在山东境内，济南与青岛，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在老舍的笔下，济南是个“中古的老城”，那儿“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对于青岛，在此之前，老舍不曾有太多的了解，只知她是一个年轻的殖民城市，一个充满洋味的城市，舞场、咖啡、电影院、浴场……花花绿绿，一片摩登。而且，在老舍的想像中，连学校里的学生也一定是“洋服啷当”。

　　但当他真的踏上这个美丽的岛城，走入山大校园，接触在这里求学的学子们，一种异样的喜悦在他的心中萌动。他由衷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他在《山大年刊》写了一篇《青岛与山大》的文章，文中写道：“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地放在那黄色的地图的边儿上。在海边的微风里，看高远深碧的天上飞着大雁，真能使人忘了一切，即使欲有所思，大概也只有赞美青岛吧！”他把青岛比喻为点缀在北中国空旷土地上的一颗“绿珠”，可以令人忘却忧愁，心旷神怡。

　　他也喜欢山大这座学校，在文中写道：“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

　　当然，他更喜欢山大里的学子们，他们衣着朴素，大都穿一身蓝布长衫，很有一些乡下气，但他感到，他们单纯的生活里隐伏着勇敢和献身的精神，朴素的装束下跳动着一颗“红热的心”。他写道：“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睛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坚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不过，即使我们真有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的说，我们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

　　青岛毕竟是一个殖民城市，走出山大校门，走几步就来到海岸，抬头望去，就可以看到飘着各色国旗的军舰在那儿游弋，老舍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至于海沿上停着各国军舰，我们看见得最多，此地的经济权在谁何之手，我们知道得最清楚。我们眼前的青山碧海时时对我们说：国破山河在！于此，青岛与‘山大’就有了很大的意义！”在老舍的心中，这“很大的意义”就寄托在那些山大校园中朴素的学子身上，列强的军舰虽然扼住了青岛的咽喉，但山大学生的蓬勃朝气使他内心感到充实。“国破山河在”，他要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使命，在这个校园里奋斗和耕耘，前进与呐喊！

　　在老舍来山大中国文学系教书之前，许多学生就已经读过他的《老张的哲学》、《二马》等小说，对他向往已久，早想一睹这位“幽默大师”的风采。他到校任教后，先后开设了《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小说作法》、《高级作文》等课程。他备课非常认真，讲课时一口北京话，娓娓动听，学生很喜欢上他的课，连外系的学生也向学校要求旁听他的课程。为了满足学生的要求，山大先后专门为他安排了３次大课——全校性讲课。老舍讲课时，很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尤其是教授《小说作法》和《高级作文》课时，他以自己的创作体会与甘苦，积极教育学生如何作文、做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老舍先生非常爱护学生，在他们中间，从不以名作家、教授自居，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学生毕业时，都愿请他留念，他从来都不拒绝，而且认真对待，总是对留言内容斟酌再三。他曾在一个学生的纪念册上写道：“对事卖十分力气，对人不用半点心机。”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人格的写照。

　　这时，山大学生自己办了两种刊物，即《励学》和《刁斗》。老舍对这两个刊物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他不仅热心地为刊物撰稿，而且还亲自帮助学生审阅和修改文章。他把许多心血都倾注在了培养文学青年的工作里。老舍在自己的作家朋友中间，很少为别人写书评，至于诗歌，自己不写新诗，就更不会去写评论了。但当青年诗人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自费出版时，他却破天荒写了一篇《臧克家的〈烙印〉》，热情赞扬青年诗人的“直爽”、“豪气和刚硬”。这使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臧克家受到很大鼓励，他在很多年后深情地回忆说：“１９３３年７月，我的第一本诗集自费出版了。一个无名小卒想出本书，比登天还难。……出书不久，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上，一期刊登了两篇评介文章，一篇是茅盾先生写的，另一篇是老舍先生写的。老舍评诗，不但别人，我自己也为之既惊且喜！……由于这两篇评介，书店才接受了《烙印》这本小小的诗集，我也算登了龙门——上了文坛。”

　　就这样，一踏上青岛，老舍先生就投入教书育人的工作中，时间如流水一样从身边轻轻跨过，不知不觉，校园里已经铺满了短草，道旁开满了鲜花，时不时几声鸟鸣在静静的校园里回荡，远处隐隐传来惊涛拍岸的轰鸣，老舍先生的匆匆身影穿过林间小径，直奔教室而去……

　　五月的青岛

　　老舍初来青岛时住在莱芜一路（今登州路），１９３５年春，便举家搬到了金口二路２号（今金口三路２号乙）一座临近海滨的小楼居住。在这里，他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进行着自己的创作，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编定了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并把它命名为《樱海集》。他把自己的集子定名为《樱海集》，让我们寻到了青岛的踪影。在《樱海集》的《序》中，他写道：“开开屋门，正看到邻家院里的一树樱花。再一探头，由两所房子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儿绿海。这是五月的青岛，红樱绿海都在新从南方来的小风里。”

　　在这部集子中，有老舍两篇着名的小说《月牙儿》（已拍成电影）和《我这一辈子》（已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月牙儿》这篇小说是在被战火焚毁的长篇小说《大明湖》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其真挚的同情描述了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两代人为经济所迫相继卖淫以维持生活的非人境遇。《我这一辈子》则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我”作为一个社会下层的贫苦市民一生命运多舛、苦难不断的悲惨生活。这两部作品都以完整的艺术形式构思揭示了城市贫苦市民苦难生活的社会根源，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罪恶的社会制度。特别是作品《月牙儿》中那苦哀的情感，舒展的文字，凄清如诗一样的“月牙儿”，构成一种独特的情韵和氛围。评论者说：“它简直是一首血泪交织成的诗篇。”两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老舍思想上的转变和艺术上的成熟，标志着他由对国民劣根性的厌恶和讽刺，转变为对国民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与控诉。

　　这种思想上和写作风格的转变，老舍是深刻意识到了的，他在《樱海集·序》中写道：“这可也不是专为向读者道歉。在风格上有了一些变动，从这一篇里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这里的幽默成分，与以前的作品相较，少多了。笑是不能勉强的。文字上呢，也显着老实了一些，细腻了一些。这些变动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不过确是有了变动。这些变动是这半年多的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是好是坏，还是那句——我不知道。有人爱黑，有人爱白；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决定的。”

　　老舍的散文，语言别致，视角独特，带有十足的“京味”，叙事如行云流水，波澜不惊，却韵味无穷。一篇《济南的秋》令无数未到过济南的读者从此在心中深印了一个“中古老城”的轮廓。老舍来到青岛后，渐渐地喜欢上了这里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也以他那特有的笔触和深蕴的感情对此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从山到海，由花及人……让我们在他的字里行间领略了岛城那别有的韵致。

　　这篇散文就是老舍写的《五月的青岛》，他在文中写道：

　　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结成十字，或绣成几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短，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

　　  山上有了绿色，嫩绿，所以把松柏比得发黑了一些。谷中不但填满了绿色，而且颇有些野花，有一种似紫荆而色儿略略发蓝的，折来很好插瓶。

　　  青岛的人怎么能忘下海呢。不过，说也奇怪，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地绿，特别地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看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颜色，联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

　　  ……

　　  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了，学生们特别忙，换制服、开运动会，到崂山、丹山去旅行，服劳役；本地的学生忙，别处的学生来参观，几个、几十、几百，打着旗子来了，又排着队走开。男的、女的，先生、学生，都累得满头是汗，而仍不住的向大海丢眼。

　　……

　　如此美丽的青岛，吸引着老舍远方的朋友慕名而来，到了夏天，老舍和他的文友们便忙活起来了。

　　与君携手踏沙行

　　１９３５夏，学校放了暑假，国内的许多作家朋友相聚青岛来避暑。老舍先生的好客是被大家公认的，家里的客人经常是来往不断。特别是他到山东大学任教后，在老师与学生中间结识了许多终生不渝的朋友，像洪深、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赵少侯、孟超、赵太侔、丁山、游国恩、王亚平、杨振声、萧涤非等人，都是在这时认识的。暑假期间，老舍的工作不是太紧张，可以有许多时间同朋友们相聚在一起玩耍。因此，他的家便成了大家聚集的中心，经常是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不断。

　　在闲聊的过程中，大家都觉得聚在一起应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把这段美好的时光白白浪费了。这时，老舍提议办一个短期文学刊物，把避暑期间大家想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一则可以直抒心中块垒，二则可以留作以后的纪念。他的提议马上得到了洪深、王统照、臧克家等人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给刊物起名为《避暑录话》。用他们的话说：“‘避暑’不是乘凉，而是‘避国民党老爷们的炎威’。”过了没几天，《避暑录话》的第一期便随《民报》印出来了。

　　《避暑录话》的刊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销量也不断增加。刊物起初作为周刊随《民报》刊出，后来供不应求，遂增印８００份道林纸的单页，折叠成８页的小刊物，送书店代理，销路非常好。

　　老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包括小说《丁》，散文《西红柿》、《再谈西红柿》、《檀香扇》、《避暑》、《立秋后》、《等暑》、《完了》，还有《诗三篇》等。在这些诗文中，老舍以他幽默讽刺的笔调，从身边琐事写起，道出了世态炎凉。其中，《再谈西红柿》从青岛“到处看见西红柿”说到青岛“洋派的中国人也甚多”，再说到“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大概也会不在少数”，讽刺了某些人的洋奴心理。在《檀香扇》中，他则批判了国人的那种“阿Ｑ”精神的民族心理，他说，这“自然也不便刨根问底，最好先点头咂嘴，横打鼻梁：‘我们老得多；你们是孙子！’于是，即使祖父被孙子给揍了，到底是孙子年幼无知；爽性来个宽宏大量，连忤逆也不去告。这叫作‘劲儿’。明白这个劲儿，莫谈国事乃更见通达。”

　　《避暑录话》出到第十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暑期结束了，青岛也渐渐有了凉意，撰稿人便陆续离去，“克家早早地就回到乡间，亚平是到处游览山水，少侯上了北平，伯箫赶回济南”。于是，《避暑录话》停止刊出。                    

　　友人离去后，老舍非常留恋这个暑假同朋友相聚海滨的愉快生活，为了纪念这段美好的时光，他挥毫写下了《诗三律》。诗中写道：

　　今夏居青岛，得会友论文，乐胜海浴。秋末，送别诸贤，怅然者久之！久不为诗，匆匆成三律，贵纪实耳，工拙非所计。新诗难做，未敢轻试，剑三、克家、亚平、孟超诸诗家，幸勿指开倒车也。

　　  远近渔帆无限情，与君携手踏沙行。

　　  于今君去余秋暑，昨夜香残梦故城。

　　  漠漠云波移往事，斑斑蛤壳照新晴。

　　  何年再举兰陵酒，共听潮声兼话声。

　　晚风吹雾湿胶州，群岛微茫孤客愁。

　　  一夏繁华成海市，几重消息隔渔舟。

　　  不关宠辱诗心苦，每忆清高文骨遒。

　　  灯影摇摇潮上急，归来无计遣三秋。

　　  故人南北东西云，独领江山一片哀。

　　  从此桃园萦梦客，共谁桑海赏天下。

　　  二更明月潮先后，万事浮云雁往回。

　　  莫把卖文钱浪掷，青州瓜熟待君来。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８月１６日，老舍在青岛又喜得一子，起名为乙，即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图书馆馆长舒乙。

　　“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北平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掀起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山东大学的进步学生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在青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也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推举陈延熙、李声簧等人组成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各地发出响应和支援学生抗日救亡的通电，并与礼贤中学、铁中、女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合组成了青岛市学生抗日救国会。

　　１９３６年２月，山东大学开学不久，校方就以“行为不轨”的罪名，强令陈延熙等６人退学，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一怒之下砸了学校的办公大楼，并宣布罢课。学生运动遭到了青岛海军陆战队的镇压，多名学生被捕，但学生没有屈服，坚持斗争了半月之久，最后以校长赵太侔被撤职而宣告结束。

　　在此期间，老舍曾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面调停。他从中看到了学生的巨大力量，深刻感受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对学校当局屈从于国民党卖国政府的软弱态度感到失望和愤慨，他认为“这是教育的失败”。事后，学校的许多进步教授愤而辞职，老舍也向学校提交了辞呈。

　　老舍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职后，便留在家里专事写作，也借以实现了自己做“职业作家的梦想”。

　　这时，由于原金口路的房子常受房东家的扰乱之苦，老舍无法专心写作，再一次搬家，住到了黄县路６号（今黄县路１２号）一座德式二层小楼里。在这里，老舍编定了他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蛤藻集》，《老字号》、《断魂枪》、《新时代的旧悲剧》等小说就收在这部集子里。他在《蛤藻集》的序言中说：“收入此集的六个短篇和一个中篇，都是在青岛写成的，取名‘蛤藻’无非见景生情……读者若能不把它们拾起来再马上送回水中去，像我与小女拾海藻那样，而是像蛤壳似的好歹拿回去，加一番品评，便荣幸非常了。”

　　但做职业作家的滋味并不好受，他在《文艺副产品——孩子们的事情》这篇散文里写了他创作中的甘苦。他说：“自从去年辞去了教职，就拿写稿子挣碗‘饭’吃——‘饭’是吃不上的。除了星期天和闹肚子的时候，天天总动动笔，多少不拘，反正得写点儿。于是家庭里就充满了文艺空气，连小孩们都时候懂得说：‘爸爸写字吧’，文艺产品并没能大量生产，因为只有我这么一架机器。……烟吸过三支，笔还没落到纸上一回，小济过来检阅，见纸白如故就先笑一声，然后说：‘爸爸，怎么没有字呢？’好推动我的脚，脚动，也写不了字。”

　　老舍交朋识友的范围非常广，他不仅在作家、学生中有许多终生不渝的朋友，而且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有广泛的接触。在青岛的大街上，他常同一些小商小贩或洋车夫拉家常，边走边谈，十分亲切、自然。有些人曾好奇地问他：“这都是朋友吗？”他笑着回答：“是朋友，也是老师。这些人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都有自己的悲惨遭遇和性格，他们使我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回忆说：“山东的一些拳师、艺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也都是他当时的座上客，互相之间无所不谈。他自己也常常耍枪弄棒，练习拳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对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和感受才有了深刻的了解，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这样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伟大作品。

　　一次，在同朋友闲聊过程中，朋友给他讲了一个洋车夫的遭遇：好不容易买了一辆车，没几天就因家中遇难又卖掉了，后来又买又卖，三起三落，最后还是受穷。老舍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于是，朋友又给他讲了另一个洋车夫的故事：被军队抓了壮丁，反而因祸得福，他趁部队转移的时候，偷牵了三匹骆驼回来……老舍对这个小说素材非常上心，决意要写出一部小说来。从此以后，他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并专门写信向齐铁恨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因为齐铁恨住在北平西山脚下，那里养有许多骆驼。

　　经过几个月的素材积累和深入思考，一部描写洋车夫生活的长篇小说便在老舍的脑子里酝酿成熟了。这使他非常兴奋，强烈的创作欲迫使他急不可耐地要把这部小说写出来。他每日趴在书桌上握笔疾书，似乎忘了身外的一切事情，完全沉浸在故事的情节之中。这部小说就是老舍称之为“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后被译为１２种文字的着名小说《骆驼祥子》，它描述了洋车夫祥子一生及其周围人物的悲惨生活，有力地控诉了当时社会的不公与黑暗，表达了他对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五四”以后描写城市贫民生活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可谓写实主义作品的里程碑。

　　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６日，《骆驼祥子》开始在上海《宇宙风》第十二期上连载。老舍对这部作品非常重视，也非常满意，他对编辑说，“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他谈到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时，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说：“《骆驼祥子》是我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可以放胆地做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对这部作品寄予的厚望，也看到了他写作的信心。当然，这“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是彻底地打响了，震憾了整个文坛。

　　即使有了这种写作上的极大成功和喜悦，但生活的艰苦还是压得老舍喘不过气来。１９３７年５月，他在给《论语》编辑的一封信中说：“８个月来的写家生活经验给我证明，卖文章吃饭，根本此路不通。此后仍当去另找饭碗，放弃写作。饿死事大，文章事小。”老舍觉得做一个单纯的职业作家，太劳累，难以养家糊口，于是，同年８月便应齐鲁大学文学院的邀请，只身赴济南任齐鲁大学文学系主任。不久，全家迁往济南，结束了他在青岛难忘的三年教书和写作生活。

　　离开青岛到济南不长时间，老舍便只身南下加入了文艺抗日的阵线，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抗日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赵太侔重任校长，他聘请老舍担任山大中文系教授。但这时老舍正在美国讲学，等他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回到国内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他就一直留在北京担任重要职务，终未能再回青岛，以续前缘。

　　（作者：孙登超）

　　主要参考书目：

　　①《人民艺术家·老舍》，刘明、石兴泽着，山东画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４月。

　　②《青岛名人游踪》，鲁海编着，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