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即胶州湾，山富树果，海有渔盐，人民安居乐业，原是富庶安乐的地方，（渐显）海滨帆樯林立，山边百花齐放……

　　沙子口，渔舟晒网……

　　李村镇，集市热闹市场。汇泉一角小楼……

　　——洪  深

　　洪深（１８９４—１９５５），现代着名文学家、电影开拓者、剧作家，学名洪达，字浅哉、浅斋，号伯骏，曾用名庄正平、乐水、肖振声等，江苏省武进县（今属常州市）人。一生共创作话剧、戏曲剧本４４部，电影剧本３８部，编辑出版影剧理论和文字类专着１４部，导演影剧作品６０多部，在１０余家报纸、期刊担任过主编、编辑。他是我国现代戏剧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与欧阳予倩、田汉一起被称为“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曾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二届政协全国委员等职。

　　洪深先生赴青岛

　　  人生４０不算老，

　　  阅历既深精力饱。

　　  秋风黄浦动征衣，

　　  洪深先生赴青岛。

　　  中国千万群众怒吼声闻天，

　　  先生戏剧战线之中坚，

　　  疾风暴雨识劲草。

　　  难忘１９３０年，

　　  自从一夜尽失辽吉黑……

　　  伤心岂独《五奎桥》……

　　  愿为突破民族危机而奋起，

　　  驱除群盗出吾笔，

　　  使老百姓人人能吃《香稻米》。

　　这是１９３４年９月上旬的一天洪深从上海赴青岛时，他的好朋友田汉写给他的一首诗《赠洪深》。这年，洪深４０岁。诗中“一夜尽失辽吉黑”，指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五奎桥》、《香稻米》是洪深写的两部话剧剧本。

　　洪深的父亲洪述祖，是民国初年大总统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因主持枪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案，１９１３年初被迫来到德国统治下的青岛避难。他在中山路西侧建了一幢二层小楼，对面便是逊清的两江总督周馥的住宅。日后，他又在崂山南九水村畔建了一座别墅，背倚翠峰，前瞰绿水，因而题名“观川台”，自称“观川居士”。这里虽在盛夏也凉爽不热，书斋题名为“六月息”。“九水距青岛市约六十里，汽车可以直达，对岸有老树数十株，皆数百年物，下有洪述祖所建别墅，上有平台，最宜眺望，士人名为观川台”。洪述祖住在青岛期间，“洪深在清华大学读书，每逢寒暑假时就来到青岛家中，暑假时在院中种花、种菜，在池塘里养鱼，在涧水里洗浴”，“青岛的美景令他流连忘返，青岛的社会形态则勾起了他了解的欲望，他观察当地的码头、炮台，调查政治、历史、法律，探询平民的社会生活”。１９１５年，洪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青岛见闻录》，表达了他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对民主安定的向往，对丧失国家主权的忧虑，对帝国主义侵占领土的忧思。

　　崂山盛产水果，所产的梨就叫“崂山梨”。１９１５年，洪深在清华大学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了我国第一个有对白的独幕话剧《卖梨人》。在此以前，我国的话剧演出只有人物和剧情，人物上台后根据剧情自己来说，剧本上并没有对白。《卖梨人》写了一个卖水果的小贩被豪绅家的恶仆们白吃梨，又挨了一顿打；豪绅家的少爷出来查问，也白吃梨不给钱，更押他去衙门受罚；县官老爷升堂审案，不仅白吃梨，竟将他押入监牢……洪深说，其中人物“形状古怪，举动诡奇，民国初年的人们，看得出这是那时代的‘卡通’，剧本虽然幼稚，那讽刺的力量，倒是有的”。《卖梨人》是洪深的处女作，“是一个教训意味极重的趣剧”， 揭露了黑暗社会的不平等，矛头直指豪绅污吏，富有讽刺力量，反映了他初步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

　　１９１４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青岛。１９１５年日本人强行没收了洪深父亲的观川台，而开办了一家日本料理店。洪深父子经过一番抗议，自然不可能要回来。此后，洪深来青岛时只能住在市内家中，但“总得设法到南九水去探视一次。去时，总是一个人独自去的时候多……我轻易不敢对人家说，我才是这屋的真正主人”。

　　洪深曾在《我的失地》一文中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写道：“……日本人的拿去，是毫无理由的拿去的，是利用武力拿去的。有一年，据说因为料理店的营业并不起色的缘故，日本人曾经要求我父亲赎回，只需我父亲贴他６０００元的损失。我父亲不愿花钱去买那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

　　洪深于１９１６年到美国留学，学的是西方戏剧。１９２２年，他回国后在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并先后加入戏剧协社和左翼作家联盟等，并且是左翼剧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创作了《赵阎王》、《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等着名剧本。他积极从事进步文艺活动，推动了我国话剧运动的发展。

　　１９３０年，美国拍摄的一部严重侮辱、歪曲中国人的反华电影《不怕死》，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公开上映，引起国人愤慨。一天，洪深与张曙、金焰、廖沫沙一起去大光明电影院，在演出辱华镜头时，洪深跳上台去，激昂演说，痛斥影片，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电影被迫中止放映。影院的外国经理把洪深扭送到租界巡捕房，洪深则控告他无理捕人。这一事件轰动了上海滩，爱国民众和进步力量纷纷声援洪深的爱国正义行为。当审讯洪深时，他据理力争，使法庭变成了控诉帝国主义的会场。结果，洪深胜了官司，《不怕死》停止在上海放映。但他被反动政府列入了危险分子的名单中，受到租界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后来，洪深在上海很难继续工作、生活下去，于是他离开上海来到青岛。

　　避暑，避暑，避暑！

　　  ……他们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

　　然而，他们都对人说着：在避暑胜地的青岛，我们必须避暑！避暑！避暑！

　　否则，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

　　这是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４日，洪深为《避暑录话》写的《发刊词》中的话。

　　   １９３４年洪深来青岛，接替刚离职的梁实秋任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住在福山路１号。他在山东大学开设了《浪漫诗人》、《大学戏剧》和《小说选读》等课程。他讲课从来不照本宣科，而是结合自身创作实践，要求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应有作用。他曾经说：“在戏曲方面，我的大半生经验，一个多钟头就可以讲完。但重要的是怎样去实践。”

　　授课之余，洪深致力于开拓山大的戏剧事业，以带动岛城话剧运动的发展。他发动爱好文艺的师生办起了山大剧社，并亲自导演了世界名剧《寄生草》（即《少奶奶的扇子》），在青岛引起轰动，许多群众希望能再排演新剧。

　　重返青岛，洪深写了许多散文、随笔，其中《留得青山在》一文发表在当时的《太白》半月刊上，文中写道：

　　北地的十月杪，树上的叶子，应当都是黄落了，然而青岛还没有落；青岛的树上，依然是青的。有人说，青岛的好处，就好在青上，如果没有这些树，青岛便和别的都市一样，不见得有什么出色了。这句话也许是真的。……满山满谷，凡是没有房屋的地方，就生长着几十万株德国槐树。

　　  记得十来年前，中国刚从日本人手里接受回来的第一个夏天，我乘了“神丸”号从青岛回到上海，携了十几篮水果。在上海码头上被一位英国的海关关员截住，说我带得太多了，定要我纳税，我揪了一球红玫瑰葡萄，请他尝尝。他吃到嘴里，说了声“呣！”他不再留难，便放我走了……

　　洪深去崂山南九水，见到观川台旧居，“里面装饰得这样华丽了，待客的下女，更加比以前年少而漂亮了。中国人游玩崂山而到此留连、喝茶饮酒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

　　洪深当年在青岛结识的德国朋友有的还在青岛，他们在啤酒店一边喝酒，一边闲谈。谈到九一八事变后，到北戴河避暑的人少了，人们成群地来到青岛，“尽是领地呀，租地呀，抢买地呀，把地价抬得甚高”，而开山、填谷、构造房屋，树被砍去了很多。他和德国朋友议论着欧洲和中国的局势，担心会爆发一次新的世界大战。

　　洪深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不仅从事话剧创作，而且是一位京剧票友。他“在青岛参加了一家‘票房’（业余京剧团），并且粉墨登场，在《打棍出箱》中扮演范仲禹，在‘出箱’一场中，用脚把地上的帽子踢起来，恰好戴在头上，博得满堂喝彩声，许多老人至今津津乐道。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某些方面票友优于‘优伶’——专业演员，因为旧中国的京剧演员多没有文化，票友则多为知识分子，理解剧情，能在演出中体现人物”。

　　１９３５年７月，清爽的海风吹散了暑热，也召唤来了一批文人骚客。这年夏天，老舍、王统照、孟超、吴伯箫、臧克家、王亚平、王余杞、赵少侯、杜宇、李同愈、刘西蒙等先后来到青岛避暑。洪深与他们相聚在一起，聊抒胸臆，商量出一个同仁性的文艺刊物，不设主编，暑期结束即停刊。因为杜宇是《民报》的总编辑，他们决定把刊物印成１６开，每周１期，加印后随《民报》发行。

　　刊物的名字，洪深建议叫《避暑录话》，他曾为副刊做题解，说：“避暑者，避国民党老爷之炎威也。”所以，“避暑”是双关语，既指避夏天的炎热，也指对反动派淫威的抗议。

　　《避暑录话》上所载的文章，有散文、小诗、小戏剧，皆是洪深等１２人有感而发，不拘一格。“在第９期，洪深发表了一幕小戏《门以内》，通过对门内官僚绅士们的荒淫生活与门外洋车夫们的苦力生活的对比，表现了上层统治者与下层百姓，其思想意识的天壤之隔……洪深特别注明《门以内》‘不是戏剧’，意在表明这是真实生活的实录。他以犀利的笔锋，揭穿了阔人们荒唐的‘爱国’行动，阐明了他们与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避暑录话》坚持了２个月，出版了１０期，后因暑期结束而停刊。

　　洪深除积极推进话剧运动以外，也关心传统戏曲尤其是京剧，并表现出很高的兴致，在青岛“他还写过《审头刺汤》的研究》等小杂文，文章表面上是对明史中‘东西厂’、‘锦衣卫’等典吏制度的考证，实际上则是暗含机锋，讽刺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恶行”，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

　　１９３５年２月，田汉在上海因演出革命戏剧《回春之曲》等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洪深闻讯立即从青岛赶到上海，与朋友们商量如何营救田汉。洪深愤愤不平地说：“假如他们说田老大因为是左联人物而被捕，那么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洪深也是左联的人，你们把我抓起来和田汉关在一起好了。”地下党领导夏衍说服了他，让他不要随意做牺牲，而是要根据情况设法营救田汉，洪深才怀着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回到青岛。

　　田汉在监狱里写了一些诗词，辗转交到了洪深手中。“洪深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为这些诗词写了注，加上了《友人狱中诗》和《友人狱中词》的标题在《避暑录话》上公开发表”。其中《打手印后》一诗写道：

　　  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

　　  何用螺纹留十指，早将鸿爪付千秋。

　　  娇儿且喜通书字，巨盗何妨共枕头。

　　  极目风云天际恶，手扶铁栏不胜愁。

　　洪深注：“他的长子海男，尚在小学读书，寄了一封信给他，故第五句云云。”

　　１９３５年８月４日，洪深接到田汉出狱的消息，不顾他仍然处于软禁之中，立即在《民报》上发表了田汉的词，并写道：“友人田汉以３月间入狱，昨得南京信，已于７月２７日得释。”

　　由此可见，洪深与田汉肝胆相照的革命友谊是十分珍贵的。正如田汉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朋辈都堪共生死”，其中“朋辈”包括洪深在内。

　　《劫后桃花》别样红

　　  （字幕一）青岛，即胶州湾，山富树果，海有渔盐，人民安居乐业，原是富庶安乐的地方，（渐显）海滨帆樯林立，山边百花齐放……

　　沙子口，渔舟晒网……

　　李村镇，集市热闹市场。汇泉一角小楼……

　　这是洪深在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的开端写下的话。

　　１９３４年回到青岛，洪深感慨万千，睹物思情，２０多年中“松槐无恙，青岛大衙门上的旗帜已经换过三次了”。在这里，洪深写下了十几个宣传抗日的优秀独幕剧，如《走私》、《女奴》、《黑旋风》、《劫后桃花》等，其中以《劫后桃花》最为着名。洪深曾在青岛生活过，对青岛一带的风物人情比较熟悉，目睹过帝国主义为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倾轧和争战，也亲历过青岛在战乱中的慌乱与嘈杂，在德国人统治下青岛的“安定”是脆弱的，在日本人的扩张气焰下顷刻间便变得“乱纷纷”，这给无辜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他爱依山傍海的美丽岛城，“强烈的创作冲动激励着他，他夜不能寐，不思饭茶，个人、家庭、朋友……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像涨潮的海水，一下子都涌到他的眼前，仿佛又回到德日帝国主义侵略青岛的时代，自己家庭和许多家庭的桩桩悲剧重又上演……”，他满怀激情地创作了着名的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

　　《劫后桃花》写的是清朝遗老祝有为和祝太太，辛亥革命后来到德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青岛，在靠近汇泉炮台的地方建了一座花园别墅。但祝有为通过卖身投敌的汪翻译巴结上了德国总督，而汪翻译对祝家小姐祝瑞芬心有所图，祝瑞芬却与贫穷但为人正直的刘花匠有了感情。刘花匠因为斥责汪翻译的汉奸行为而被祝有为辞退，被迫离开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取代德国帝国主义侵占了青岛。祝有为的表侄余家骧当了日本人的特务，他勾结日本人，把祝有为陷害而死，没收了祝家花园，当成日本人的俱乐部。１９２２年，中国政府收回了青岛。刘花匠从远方回来，此时炮台已废，村舍已颓，祝瑞芬与一位教书先生结了婚，他们虽又相聚，但人物面貌却已全非了，正是“二月春归风雨天，碧桃花下感流年，残红尚有三千树，不及初开一朵鲜”。《劫后桃花》描写了青岛在帝国主义的争战中盛衰荣辱的变迁过程，说明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变，征战和掠夺的嘴脸不会变，中国人只有不再做“病人”，才能争取到真正的和平和安宁。

　　中国自从有电影以来，故事影片只有分镜头剧本，从来未有过文学剧本。《劫后桃花》是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被认为是反帝反封建的优秀作品，在当时享有盛誉，“为中国电影艺术，首创了文学剧本的样式，尽了开拓者的责任”。

　　“明星电影公司派出着名导演张石川出任导演，董克娜任摄影师。由徐莘园扮祝有为，胡蝶扮祝瑞芬，孙敏扮汪翻译，王献斋扮余家骧，高占非扮刘花匠，龚稼农扮李老师，全是‘大腕儿’影星，演员阵容极强，被称为‘特级巨片’。”

　　“这部影片汇集了洪深对家国兴亡的感慨，流露着一种‘我心伤悲，莫我知哀’的无奈”。曾被誉为“电影皇后”的胡蝶，在《回忆录》中写道：“‘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导洪深起先以其在青岛崂山祖产遭日侵占的经过，写成一篇散文《我的失地》，发表于《太白》半月刊，接着又以这篇散文写成《劫后桃花》电影文学剧本刊载于《文学新年号》。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是洪深的代表之作。洪深是留美学生，中外文学造诣都很深。这部剧本的发表，很引起当时文学电影界人士的注意。此外，这部电影中反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当时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心理相吻合。所以‘明星’影片公司不惜耗费巨资，拍摄了这部影片。”

　　当时，导演张石川还是青岛山东大戏院（今中国剧院）的董事。１９３５年的一天，他率领摄制组由上海乘太古轮船公司的“皇后号”轮船来到青岛拍摄外景，许多影迷聚集在大港码头，争睹“影后”胡蝶等人的风采。

　　当晚，洪深先在福山路１号他的私邸宴请了摄制组的主要人员。第二天上午，他又在青岛国际俱乐部（今中山路１号）为摄制组接风洗尘。

　　之后，洪深与张石川一起选择外景地，先后在青岛海滨、德总督府、汇泉、沙子口等地进行拍摄。

　　影片拍摄完后，又遇到了大麻烦。胡蝶曾回忆说：“令人气愤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设置障碍，反对中国影片有抗日内容，‘暗示’都不行。不但在上海租界不能放映，在外地也随时有禁映的可能。所以不得不先将最后一场剪掉，待审查通过以后再接上去。”

　　洪深年轻时就在青岛生活过，熟悉青岛的山山水水、风物人情，青岛是他一生中难以割舍的情结；在青岛期间，他创作了与青岛有关的着名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劫后桃花》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电影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学术界好评如潮。

　　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９日下午，洪深在北京病逝。但洪深与青岛的不解之缘，必定铭刻在岛城的青山碧海中。

　　（作者：邱吉元）

　　主要参考书目：

　　①《青岛名人游踪》，鲁海编着，青岛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月。

　　②《洪深传》，陈美英、宋宝珍着，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７月北京第一版。

　　③臧克家，《悲愤满怀苦吟诗》、《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④鲁思，《洪先生二三事》、《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⑤《难忘的历程》胶东篇，山东革命文化史料丛书之一，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⑥《百年海韵·青岛中山路》，魏世仪、鲁海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