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慰农,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
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农民博士”;
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的亲密战友。
李慰农青岛第一座英雄历史丰碑
李慰农,是在青岛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人,是继邓恩铭之后青岛党组织的第二任负责人,是党的创立时期着名的革命活动家。从巢县到芜湖,从中国到法国,从巴黎到莫斯科,从上海到山东,从济南到青岛,征途艰险,斗争惨烈,他将生命与理想铸进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如磬基石,他为共产主义谱写了可歌可泣、壮丽辉煌的历史篇章。
1925年7月29日,李慰农英雄就义于青岛团岛,那年,他仅仅30岁。从此,一座英雄丰碑矗立在黄海之畔,崂山脚下,矗立在青岛人民心中。
1989年6月2日,是纪念青岛解放40周年的日子,全市青少年用捐款,为英雄塑成了花岗岩雕像;用心灵,抚慰着烈士的血肉之躯。1990年7月29日,是李慰农烈士壮烈牺牲65周年纪念日,市委党史办用8年征集的有关烈士生平事迹和资料,编辑了纪念专辑。这年6月15日,曾与烈士在法国共同生活、学习、战斗过的邓小平同志,在接到我们的请求信后,百忙中欣然为专辑题写了书名。原山东省委书记高克亭同志,在为专辑作的序中,饱含深情地写道:“邓小平同志为这个专辑题写了书名,这不仅是对烈士的深切怀念,也是对我们活着的人巨大鞭策和激励。”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一、求索矢志不移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前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组一开始就被陈独秀叫做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被李大钊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而长沙、济南的组织,则被毛泽东、王尽美等称为共产主义小组。类似这样的中共组织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后,才有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召开。参加大会的是来自全国7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
在国外,最早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是旅欧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巴黎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时间是1922年6月3日,发起人是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李宪春、郑超麟、李慰农等18人。
1990年11月4日,我们在上海采访了这18个发起人中唯一健在的郑超麟老人,他须发如雪,行动不便。当他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两眼里却有着灼热的光亮。他说:“1922年6月2日,在蒙达尼勤工俭学的李维汉、李慰农、王若飞、尹宽、郑超麟、薛世伦等按照赵世炎的通知,乘车来到巴黎。在车站迎接的赵世炎将他们领到了他住的第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佛鲁亚街17号。在这里,李慰农第一次见到了从德国赶来的周恩来。6月3日,旅法、旅德、旅比勤工共俭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等18人来到布伦森林的一块空场上,一个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租给他们18把椅子。会议由赵世炎主持,并报告了筹备组织的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将组织的名称定为“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少年共产党”。会议还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李慰农被指定为蒙达尼方面负责人。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邓小平便加入了组织。郑超麟老人说,那时,他、李慰农、韩琦、邓小平住在一起,4个人编为一组,李慰农任组长。李慰农与邓小平关系很好,经常交谈到深夜,彼此很了解。并建议我们去找邓小平,请他给我们写份史料。但是当时我们考虑到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大政,日理万机,只寄上一信,请他为《李慰农烈士专辑》题写了书名。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之初,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也不隶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独立的革命团体,到1923年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大会,才决定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对此,李维汉在1979年是这样回忆的;1922年下半年,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来信,要我回国工作。我受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带信给中央,请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路费是恩来和世炎为我筹集的。我于1922年底或1923年1月回到了北京,向党中央报到。党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中央另给指示”。
1923年下半年,李慰农被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国革命旅欧组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在旅欧党团组织内,李慰农刻苦学习,钻研马列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对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简直如痴如迷,以至于同志们送给他两个绰号,一个是“农民博士”,一个是“社会主义”。据当时和李慰农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肖劲光、张申府、肖三等人回忆,这两个绰号就是李慰农的替代名了。
中共旅欧组设立在赵世炎的住处巴黎南部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费鲁瓦大街17号。李慰农经常来这里与陈延年、周恩来等讨论问题,并请他们帮助修改他给团的机关刊物《少年》和《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等撰写的文章。李慰农在这些文章中,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反动思潮,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与此同时,李慰农还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在华工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帮助华工们摆脱行会和帮口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统一组织——华工总会,出版了《工人旬报》和《新工人》等刊物。华工领袖袁子贞和马志远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先后加入共产党。这些活动,锻炼和提高了李慰农的组织才能,为他以后回国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提供了不少经验。
这期间,李慰农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精辟的科学,不是容易懂得的。我们既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应当将这种主义的概念弄清楚,方略弄明了,制度弄熟悉,最重要的是根本概念——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学说——然后才能固定了的思想,保持他的行动,虽然万苦千辛,不致中途变节。”
李慰农根据自己的这种认识,不仅大量阅读了马列主义着作,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虽然他这时对某些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难免有些幼稚,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却是相当深刻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指出:“并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后才可能产生的,否则俄国革命并不应成功。”在经济落后的中国,“革命正轨也只有共产主义这条路”。“因为他是合乎社会进化,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除此之外,不是错误,便是梦想”。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李慰农认为应该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指出:由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封建军阀横行,闹得“鸡犬不宁,生灵涂炭”,对内就是“打倒军阀”。李慰农还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独立国家”里,在进行“共产革命之先,还有扶助民主革命的必要,因为他是政治上比较进行的革命,可以号召全国人民,可以合力打倒军阀,可以合力图谋独立”。
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李慰农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说,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十分占多数,(但)他们的力量是最容易集中的,是可以直接与有产阶级交锋的,所以他们是共产革命的先锋军”。“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人口占最大多数”,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还把农民分成不同的阶层,提出要把农工、佃户和贫农都组织在农会之中。因为“农会是无产农民的保护机关与团结的基础,可以把农民引入政治斗争,可以用它来抵抗地滚球的剥削与官僚的压迫”。他的这些思想,在我们党创建之初,确实难能可贵,其中关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和肯定。1986年在北京访问曾于1925年在青岛从事学运的张沈川时,他对我们说,周恩来对李慰农感情很深。1928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一次周恩来和他说起过李慰农,说青岛牺牲的王伦就是李慰农,是中央派他去青岛领导工人运动的,是一名党性很强的好同志。
1923年11月,李慰农和刘伯坚等10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周恩来护送到柏林,然后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座落在高尔基大街53号的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运动大学是一所政治性的干部学校,它是根据列宁的建议,于1921年秋开办的。在这所专门培养东方各国、各民族革命干部的学校里,专设一个“中国班”,共有123名学员,并分设22个学习组,建有中国学员支部。李慰农被指定为第一组组长。
李慰农在法国自修的俄语,根底扎实。来东方大学后很短时间,他就能在课堂上直接听懂俄国教师的讲课,并且能够娴熟地使用俄文做笔记。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等必修课,他都取得了优秀的学习成绩。课余,他还多次精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着作,写下了一本本的学习笔记。为他日后回国领导组织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忠孝不能两全
1925年,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李慰农奉党中央指示,回到阔别五载的祖国。他一踏上国土,犹如投入母亲的怀抱,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催促着他急切地向上海党中央报到,不久,即被党中央派来山东工作。
从苏联到上海,从上海到济南,李慰农两次放弃了途中回家探亲的机会,而在上海一个多月的时间,沿长江西行,不远即可到达家乡巢湖,他也没有回去。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求学海外,阔别五载,李慰农时刻挂记着家乡和亲人,曾寄回家书36封,封封挚情,句句意深。他思念双亲和新婚久别的爱妻,盼望着早日与亲人团聚。然而,归国途中,他看到的是农民无粮、工人失业、军阀混战、洋人横行。他痛苦,愤怒。国之不存,何以为家?归国途中,党的“四大”召开,他赶赴上海聆听党中央的声音,不能回家;如火如荼的胶济沿线工人运动需要他这位特派员,更不能回家。李慰农的心被这融入血脉的情感撕扯着,敲击着。
然而,君子之美不为己。他将对亲人的思念深深地埋于心底。令人心酸的是,就是这两过家门两不入,竟成了他与亲人的永诀。半年之后,他在青岛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了生命。
李慰农遇难的噩耗传到农乡巢湖,年迈的母亲至死不信。她天天端坐在家中,伫立在村边,面朝北方,遥望天际,盼望儿子的归来,直至双目失明……
李慰农是安徽巢县人。他的童年,正是古老的中华大地处于激烈动荡、变革的时代。甲午海战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一场强烈冲击清政府朝野上下的变法运动。维新变法宣告失败,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狂飙突起,猛烈地扫荡着中国大地上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904年春,李慰农进小村韦氏门馆读书。老师韦恒知道他家境贫寒,艰苦求学,为他起学名“尔珍”。意思是要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慰农却不以“尔珍”为铭,他认为求学的不易,更要为民做事。他自幼生活在贫苦农民中间,目睹农村破产和农民流离失所的惨象,立志要拯救广大农民出水深火热之中。民国初年,他鄙弃社会上歧视农业的风气,毅然报考了芜湖第二甲种农业学校,正式改名“慰农”。“慰”“为”谐音,慰农者,为农也。这名字寓意他要用实际行动告慰苦难的农民大众,终生为农民服务。在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他刻苦钻研农业科学,壮心浩荡。在《游采石乘轮出发》一首绝句中,可见一斑:
浩浩长江天际流,
风吹乐奏送行舟。
问谁敢击中流楫,
舍却吾侪熟与俦!
吾侪敢击中流楫!气概何等豪迈!他以天下为己任,刻苦攻读、日益精进。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任农场管理员。那时,他曾天真地设想,以农场为基地,探索改造中国农业的出路。
但是,当他受到安徽新文化运动发起人高语罕的启发,特别是亲耳谛听了恽代英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演讲后,李慰农开始认识到“农业救国”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
五四运动时期,李慰农是芜湖学界的领袖人物。他奔走呼号,促进芜湖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推动了芜湖爱国运动的发展。
在劳工运动的浪潮中,李慰农的视野逐渐开阔。当年“华法教育会”在芜湖招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二十四岁的李慰农新婚不久,就毅然报名投考,并以第二名优异成绩列入了芜湖地区首批留法名单。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离别了苦难沉重的祖国,告别了年迈的双亲和新婚的妻子,登上了驶向法国的盎特莱蓬号邮船。
在法国——第一次唱起《国际歌》的地方,在勤工俭学——批热血沸腾、渴求真理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之中,在与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的共勉磨砺、互相影响下,李慰农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共产主义。
三、工潮如火如荼
1925年,是中国革命继续高涨的一年,也是青岛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一年。在中共“一大”代表,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的领导下,在取得了四方机厂“二、八”工人大罢工胜利之后,又于4月18日举行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联合大罢工。5月上旬,日本资本家勾结青岛反动当局,一面向工人施加压力,一面派出密探、跟踪侦缉,将邓恩铭逮捕。工人运动面临危机。危难之际,李慰农以中共中央特派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和中共青岛地委书记的身份受命来青领导工人运动。来青后,他在严峻的形势下,加强工会的领导力量,率领罢工工人与日本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第一次大罢工胜利。接着,他全力以赴,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建立了中共四方支部,使青岛的反帝爱国运动有了领导核心。
5月中旬,全国第一次带动大会结束后,新当选的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在青岛代表傅书堂、伦克忠的陪同下,来青岛视察工作。刘少奇与李慰农曾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李慰农向刘少奇汇报了青岛工运和党的工作的情况。刘少奇听后很高兴,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要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启迪他们的觉悟,工会是工人的台柱,是工人的依靠,要把工会办好……
刘少奇在青岛期间,李慰农召集了党、团负责人会议,一起分析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刘少奇和李慰农都认为,当前敌人的势力还很强大,罢工虽然得到了初步胜利,但要警惕敌人的反扑,要告诉工人,斗争的道路很曲折、很漫长、敌人很狡猾,不可有侥幸心理。在刘少奇离青后不久,中日反动派便开始了反扑。
在军阀张宗昌的授意下,胶澳督办温树德派出军警3000名,于29日凌晨包围了四方3家日本纱厂和工人宿舍,当温树德的陆战队冲入内外棉纱厂时,受到工人们的抵制。陆战队根据温树德“打死人不要紧”的命令,朝工人开了枪。一时枪声大作,血肉横飞。在屠杀中,平时躲在幕后指挥的日本厂主,此时按捺不住残暴的本性,手握短枪,赤膊上阵,向工人射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岛“五•二九”惨案。它和次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史称为“青沪惨案”。
青岛五•二九惨案发生后,李慰农总结了罢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全国局势及青岛的实际,提出了发动全市各界民众组成革命统一战线,极大地孤立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势力的斗争方针。他在党支部的几次会议上,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告诫大家必须重视革命统一战线,要采用各种方式、游行、募捐、抵制英日货、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屠杀罪行。
他还亲自出面联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左派人士,通过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学联发动各界,成立了“青沪惨案后援会”。
青岛新闻界是一股重要力量,进步记者、爱国志士、《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更是新闻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一面旗帜。他与我们党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李慰农来青后,继续与他保持联系。罢工斯间,在李慰农的鼓励和帮助下,他主持的青岛《公民报》,继续以大量的篇幅报送全市和全国人民支援罢工工人和罢工工人同日本资本家顽强斗争的消息,同时冒着最大风险,连载发表《共产党宣言》。这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鼓舞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在李慰农的组织领导下,青岛人民的五卅爱国斗争开展得蓬蓬勃勃,如火如荼。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市各界组织了上百个民众团体,或联合或单独举行集会数十次,演讲、游行、募捐几乎天天都有,就连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的官员们也慑于形势参加了民众团体。这一切,不仅表现了民众团体和党的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也充分地反映了李慰农的胆略和才能。
在他的领导下,青岛方面的反帝爱国力量都汇集到了共产党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向帝国主义和反击军阀势力猛烈冲击。
四、壮志冲入云霄
7月下旬,上海五卅运动出现了逆转。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退出了罢市,背叛了人民的利益。而奉系军阀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于23日封闭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在青岛方面,反帝运动也发生了变化。张宗昌在接受了中日反动派30万元的贿赂后,决定再次大开杀戒。从26日起,由张的前敌执法副司令尹德山带领大批武装奉军赴四方镇压罢工。四方、沧口地区实际戒严,交通断绝。
7月26日晚,反动军警由叛徒指路,去四方一带搜捕李慰农。此时,李慰农正在小鲍岛开会,研究应急措施,指挥疏散党团员骨干。当时避开敌人的搜捕还完全来得及,但他想到住处尚有党的秘密文件,便毅然赶回。当军警一拥而入时,他已烧掉了所有文件。
在敌人审讯他到青岛的目的时,李慰农斩钉截铁地说:“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是青岛人民的青岛,我要和青岛人民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敌人要李慰农供出“同党”,李慰农欣然地说:“青岛的工人全是我的同党。”残暴的敌人把李慰农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非但不呼不吟,反而乐观地用法语哼起了《国际歌》和《马赛曲》。敌人怕公开处决李慰农会引起更大的工潮,便秘密在团岛将他杀害。党的好儿子、青岛工人的杰出领导人李慰农用满腔热血浇灌了青岛这块革命的沃土。
李慰农的牺牲,在当时就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罗章龙在怀念李慰农时,道出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他牺牲时,我正在上海开会,会是由陈独秀主持的。他牺牲的消息传来后,独秀叫我介绍过他在山东、青岛领导工运的成就,与他在法国留学的同志介绍过他留法时的情况,大家对这位党的优秀战士十分怀念。在党的历史上,已经有过英勇牺牲的先例,但慰农同志的牺牲实在太壮烈了。鉴于与会者激愤的情绪,陈独秀宣布为慰农同志沉默致哀。这次会议还决定,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北方区委、全国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要立即收集慰农同志事迹,宣传他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借以推动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当时,党的许多同志都撰写了文章,发表在党的刊物上。我也写过文章,还写过悼诗。
我回到北京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编写了《革命战士集》,其中的《李慰农》是我匆忙写成的,很简单,只有漏写的、没有多写的内容。现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还保存着一本。
我们北方区委的同志们还在北京大学附近秘密地召开了一个追悼会,同志们都为党失去了一个有作为的同志深感伤痛。”
黄海帅旗李慰农,
沉雄远略兼雍容。
山东革命勋名懋,
不废江河一代宗。
这就是罗章龙的悼诗。
历史的一切当事人都记得:
大海有情,情深
草木有情,情沉
天地有情,情宽
人民有情,情真
来源:《辉煌的足迹——中共名人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