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于岛城,共产主义思想在青岛萌芽,经过学生运动的洗礼,又从青岛走上了戎马生涯。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大事可向谁?”这是1963年,罗荣桓身患绝症不治逝世后,毛泽东在极度的悲痛中写下的悼诗,足以看出罗荣恒在毛泽东心中的份量。
罗荣桓,这位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1924年至1926年曾在青岛度过了他的大学生涯。在这里,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而且,还实现了人生旅途上的重大转折,接受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日后革命及戎马生涯奠定了思想基础。
苦学
大学,被人们称之为高等学府,是多少莘莘学子向往的理想王国。75年前的罗荣桓,对之同样是梦寐以求。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衡山县的寒水南湾村(现属衡东县),祖父罗汇吾是个穷秀才,一生以教书为生;父亲罗国理继承父业当过童蒙塾师,后在家乡经营杂货铺。罗荣桓读过私塾,也进过新式小学,还上过中学,是八个姊妹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父亲指望他帮助当家理财,而罗荣桓却一心只想上学读书;父亲出不起学费,但罗氏家族有个规矩,上大学的费用可以从祠堂公田里的收入中支取,罗荣桓就是靠这个补助实现了愿望。1923年,他来到北京,进了湖南会馆专为报考大学的家乡学子们办的补习班。1924年,新成立的私立青岛大学在北京、南京、济南、青岛同时招收新生,当时,在北京报考的很多,罗荣桓也报了名,经考试,他与张沈川等七八个同乡被录取了。9月15日,他们结伴来到了青岛,住进了私立青岛大学。
私立青岛大学的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海洋大学。这里原是1898年德国强行租借青岛后修建的“俾斯麦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取德国而代之,改名为“万年兵营”。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当过军阀吴佩孚的老师、做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高恩洪出任胶澳商埠督办(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为了沽名钓誉,也为了避免陷入政治漩涡,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由他出面筹建了这所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还把学校旁边的一座小山,因其号而取名为“定安山”。当时校内有八幢红瓦青砖的三层石头楼房,依山设计,布局工整,院内刺槐繁茂,紫藤累累,林荫夹道,山海环抱。身处这优美而幽雅的环境中,罗荣桓感到十分庆幸,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利用这里有利条件,刻苦学习,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
罗荣桓这期学生分工商两科,共80人,来自全国各地,并有朝鲜和南洋的学生。当时学校规定除了学习专业课外,国文、数学、英语为必修课。法律学、逻辑学、世界史为选修课;另外,工科加学德语,商科加学日语;罗荣桓读的是工科预科,他的外语底子比较差,学起来很吃累,但他坚持利用清晨和傍晚到校园的树林中朗读外文,背诵单词,进步很快。同学们看到他那样专心苦读,有的对他说:“现在学外语将来用不上,太浪费精力。”罗荣桓却很认真地说:“既然要学,就要学好。第一要学好,第二要备用,等用的时候再学就晚了。”
每逢上课,罗荣桓总是端端正正地坐着,聚精会神地听讲,仔仔细细地做笔记。他个头高,坐在教室的后边,戴着深度的近视镜,黑板上的图表、公式等看起来挺费力,但他从不丢掉一点儿知识,那怕是一个数据、一个符号;看不清的,下课后,他坐在前排,认真地补上。
课后,他不是写作业,就是阅读专业书刊。很少有消遣的时候,由于勤奋学习,他的各门功课都学的很好。
罗荣桓和同学们关系很好,他平时沉静寡言,但不孤傲;他体格高大健壮,但不粗野,他那方方的脸颊,总微笑迎人,从不疾言厉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给人一种深沉、憨厚的印象,同学们都十分敬重他。
两年大学的学习,使罗荣桓加深了在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文、德文等方面的造诣,而且初步掌握了地质矿产、交通运输、土木工程、机械制造等学科的基础知识。这一切,都为罗荣桓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厚实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为他迅速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求索
罗荣桓初到青岛时,在他心中,青岛仿佛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时过不久,他便发现,这幅图画是沾满斑斑血泪的。罗荣桓就读私立青岛大学时,青岛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仅只半年多,青岛的经济命脉仍然操在日本资本家手中,青岛的北洋政府官僚们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罗荣桓平生第一次见到樱花是在青岛,美丽的樱花,曾引起过他对生活的美好向往,珍存至今的一张罗荣桓站在樱花树下的照片,就是1925年4月在“青大”校园内留下的纪念。然而,美丽的樱花,更多的是引起罗荣桓的烦恼和愤怒。每年的4月28日,是日本的樱花。1925年这天,罗荣桓和几位同学相约到学校附近的汇泉公园(现中山公园)赏樱。公园里,很多日本人带着留声机、照像机和美酒佳肴在寻欢作乐。罗荣桓听到的是日本女人的缠绵歌声,看到的是身着花花绿绿和服的日本女人搀着醉熏熏的日本男人东游西荡,怕招惹是非的中国人只好远远躲避,偌大个公园,简直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天是那样的晴和,罗荣桓的心情却是那样阴沉。路是那样平坦,罗荣桓的脚步却是那样沉重。罗荣桓游兴索然,忿忿地说:“回去吧,我们不看这樱花了。”同学们也都掉转头,急匆匆地返回学校。
如此这样的感触,对于罗荣桓来说,在青岛遇到的何止是一次。不久,日本海军主力舰“比睿”丸驶进青岛。为了炫耀武力,日方“邀请”青大师生登舰参观。学校将工、商两科学生各编为一队,由两位通晓日语的朝鲜同学分任领队兼翻译。罗荣恒和同学们踏上舰身后,看到的是日本水兵的骄横态度,他们不时地向中国学生投射出鄙夷的目光。大家默默地参观着,没有掌声,没有提问,气氛十分沉闷、压抑。而最为痛苦、不安的则是罗荣桓。因为不久前,中国北洋海军的“海圻”号在青岛停泊时,舰上有位轮机兵是湖南人,罗荣桓和同学李秀桐通过这个关系曾上舰参观过。“海圻”号是中国北洋海军最大的军舰,是清政府从英国买来的商船,经改装而成为一艘“军舰”。舰上装上了大炮,却不能打,一打就会把船身震裂。联想到这里,罗荣桓的心又怎样平静下来呢?
参观回校后,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议论:
“什么参观,明明是向我们炫耀武力!”
“我们中国的港口,让日本人来显威风,真是耻辱!”
“日本军舰在中国领海到处游弋,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同学们在热烈地议论着,罗荣桓一直坐在窗前仔细地听着。这时,有位同学冲着罗荣桓说道;“我们的高才 生,你谈谈高见吧。”
罗荣桓沉重地说:“中国有人口四亿五千万,有漫长的海岸线,应当有自己强大的海军,可惜现在还实现不了呵!”
同学们都盯着罗荣桓,希望他能说个明白。
“这个我常常在想,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工业,发展实业,这样中国才会有强大的海军。”是呵,罗荣桓学的是工科,经常接触到的是中国的工业落后问题,“实业救国”自然是探索的一条道路。
1984年夏,我们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拜访过已年愈八旬的张沈川,他是罗荣桓的同乡,曾一同在北京湖南会馆补习过功课,一同考入私立青岛大学,毕业后又一同去过上海、赴广州参加革命,两人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当时,回忆起他同罗荣桓一起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情景时,张老是这样讲叙的:“参观日本军舰后,罗荣桓更加沉默寡语,整天发奋读书。有一天,罗荣桓拿着一张报纸来找张沈川。报纸上有这样一条消息:一些安徽实业界人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三友实业社”,生产纺织品,销路不错,起到了抵制洋货的作用。罗荣桓对张沈川说:“咱们何不试试,也是对日本货的一种回击!”于是,他们二人便在学校里发起组织了“三民实业社”,吸收同学们投资,每股5元。罗荣桓、张沈川各认一股,共筹集了二三百元资金。他们聘请了一位姓陈的安徽籍人做技师,很快就生产出了纱布、药、棉、墨水、肥皂、蜡烛等日用品。罗荣桓看着这些产品很高兴,立即寄回南湾老家一大包,并写信告诉家里:这是同学们在自己兴办的“实业社”里生产的。它不叫洋碱,叫肥皂。”
但是,“三民实业社”很快罩上了一层阴影。1922年中国虽然收回了青岛,然而,日本人在各方面都都享有特权。他们继续在青岛开设银行、洋行、株式会社等,垄断着金融市场。此外,他们还利用廉价的中国原料和劳动力,开办纺纱、缫丝、面粉、榨油等工厂,贪婪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而在青岛大学,粮、油、煤、菜及日用百货,都是由日本人承包。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一个小小的“三民实业社”,又怎能摆脱倒闭的命运呢?“三民实业社”终于解体了,罗荣桓和同学们连股本也没收回来。但是,罗荣桓的思想却由此而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实业救国”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期间,中共青岛党组织领导各界民众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帝爱国斗争,罗荣桓积极投身于斗争的激流中,开始了血与火的拼搏。
拼搏
1925年5月29日晚,私立青岛大学的一间充满紧张气氛的教室里,罗荣桓正在激奋地演说:“日本人和张宗昌对纱厂工人下了毒手,我们学生不能只管读书,袖手旁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大是青岛的高等学府,应带头宣布罢课,支援工人斗争。”
29凌晨,日本资本家勾结反动军阀对正在罢工的青岛纱厂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当场打死8人,打伤无数,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二九惨案”。惨案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宗昌为了封锁消息,严密检查来往信函电文;新闻发稿一律经警察厅审查,以致使惨案真象不能得到广泛地揭露。当天下午,胶济铁路总工会派韩文玉到私立青岛大学联络学生,声援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揭露惨案的真象。当时,学生会的主席是张沈川,他刚走出化学试验室,恰巧碰上韩文玉。韩文玉一边说一边哭,向张沈川诉说日本资本家和反动军警惨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张沈川听后,马上找到罗荣桓和彭明晶等学生会的其他负责人,他们商议,立即召开大会,向同学们进行宣传与动员,同学们听后十分激愤,同意立即罢课。
散会后,已是晚上10点钟左右。罗荣桓回到宿舍,连夜起草罢课宣言和标语口号,由张沈川组织同学们各印5000份。第二天一早,同学们便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和宣言,到商店、机关、报社进行募捐。青大学生在惨案发生后率先向市民揭露反动军阀及其帝国主义的罪行,在全市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天晚上,奔忙了一天的同学们早早地进入了梦乡,而罗荣桓则躺在床上回想着白天宣传募捐的情景:贫苦的市民和工人把仅有的一点钱都拿了出来,而富有的商人却不肯多捐一文钱。罗荣桓再也躺不住了,他叫起同班的彭明晶,一起来到商科学生宿舍,找到张沈川。
“今天的募捐很不理想,有钱的不肯解囊,这样下去集不了多少钱,也无法援助纱厂工人呵!”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要想个办法。”彭明晶深有感触地说。
“咱们组织募捐队,用派款的方式怎样?”张沈川建议。
“我看咱们还是把有特长的同学组织起来,义演话剧,用卖票的方式来募捐,给商人送票上门,看他们买不买。”罗荣桓的话得到了张、彭二人赞同。
不久,青大学生会建立了总务、财务、写作、讲演、募捐、演剧等组,并分头活动。罗荣桓分工负责讲演和演剧组的工作,他挑选了十几名有口才、善朗诵、爱好文娱的同学,白天到街头、工厂、学校去演讲,劝售义演戏票;晚上抓紧排练《五卅血》、《可怜闺中月》等话剧。他们在戏院里义演两场,戏票义卖每张2元。将1200余元收入交给了“青沪惨案后援会。”在组织义演过程中,罗荣桓自己虽然不登台演出,但却把台上、台下、场内、场外的工作布置的井井有条。他知道有的同学台词不熟,首次登台难免紧张而可能忘词,他又专门找来两名同学在后台提词,使演出获得了成功,不久,罗荣桓和彭明晶受青岛学联派遣,分赴上海、北京,向两市民众揭露青岛惨案真象。为了防备张宗昌的检查,他们和学联约定,以不会引起反动当局注意的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为密码本,写信时只注明某页某行某字,即可相互通消息。在整个五卅运动中,罗荣桓全身心地投入了反帝爱国斗争,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和组织能力。“青大”学生们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此,《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特意找到罗荣桓等人进行采访,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鼓励,罗荣桓则谦逊地说:“工人用生命去反抗日本人的压迫,我们做的算不了什么。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同学们向市民宣传,呼吁抵制日货,对日实行经济绝交。”
胡信之用十分赞赏的口气对罗荣桓说:“你们的宣传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市民都不去买日货了,日本人的商店都关门了,洋车夫、理发师也不给日本人服务了。”
“是呵,如果咱们中国人,包括政府在内能够一致对外,日本人就不敢在中国逞凶!”罗荣桓一边若有所思地说着,一边将一份呼吁书递给了胡信之。这天晚上,罗荣桓、张沈川、彭明晶等青大学生会负责人正在宿舍里商议怎样向全国揭露敌人的暴行,突然,附中的美术教师马纳川闯了进来,急切地说:“你们赶快躲起来吧,张宗昌要来抓你们了!”原来马纳川因为画了一些揭露日本人和张宗昌的漫画也被抓进了监狱,与李慰农、胡信之关在同一牢房。在他被保释出狱时,李、胡二人把在受审时敌人多次问到罗荣桓和张沈川等人的情况告诉了他,让他出狱后立即设法转告。罗荣桓、张沈川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化了装,在胶济铁路总工会执委傅书堂、伦克忠的安排下,连夜乘火车转移到高密,避开了敌人的缉捕。
向往
1925年8月,罗荣桓重新回到青大,张沈川却因担任过青岛学联主席,反动军警仍在探寻他的行踪,未能返校。此时,青大的校长已为山东省议长宋传典兼任。张宗昌严令他对学生严加管束,不准在校外胡闹。罗荣桓和彭明晶等人抓住宋传典急于笼住学生的心理,出面要求他保证张沈川回校后的人身安全,这才使得张沈川也安全回校。张沈川回校后,学生地开始清算帐目,尚有义演募捐的余款200余元。有几位同学主张将这笔钱给图书馆买书,而罗荣桓认为应该用在死难烈士身上,他对同学们说:“胡信之的母亲和妻儿,最近准备移居大连,投奔亲友,我们应该把这些钱给她们,权作安家补贴”。在罗荣桓、张沈川及多数同学的坚持下,这笔钱终于抚恤了胡信之的家属。随后,罗荣桓又和同学们为胡信之的家属买了船票,并护送她们上船。
新的学期开始了,一切又恢复了原样。学校里的外国教师更加盛气凌人;马路上的日本人又在耀武扬威;中国百姓仍在遭受期侮……。对此。罗荣桓感到十分压抑,经常半夜漫步在走廊,倾听着一阵紧似一阵的沉闷的海涛声。他心想,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各种道路都试过了,但都行不通。怎么办?他给家里去信,一度想去美国留学,可又一想,即使去了美国又能怎样?青大不是也有不少外国教师吗?这对挽救民族危亡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一天,罗荣桓在宿舍里与同学陈举谈起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况。他问陈举:“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陈举回签:“我想当一个铁路工程师,为国家多修几条铁路,自己的家庭生活也能有保障。”
“如今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你的想法如果落空怎么办?”
如果落空了,我还有补救的方法。”陈举带着憧憬的神情说:“我可以去当文学家,用文学作品去唤醒世人,造福人类,这种影响可能比当工程师要大。”
“如果这也实现不了呢?”
陈举被问得兴致索然,泄气地说:“那……我就当个失败的英雄吧。”罗荣桓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国家政治腐败,不仅我们的理想不能实现,弄不好还要亡国的,到那时候就谈不上什么英雄不英雄了。”
罗荣桓抬起头,扶一扶眼镜,恳切地说:“我也想当工程师、建筑师。我原本以为实业就能救国,现在看起来,首先要跟恶势力搏斗,否则,什么也做不成。!”
怎样同恶势力斗?关于这个问题,罗荣桓、张沈川、彭明晶曾反复讨论过多次。他们都认为只依靠少数人不行,必须实现民众的大联合。特别是罗荣桓看到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开始感到共产党不是一般的政党,是有力量、有希望的政党。想到这里,罗荣桓话题一转,问陈举:你认为参加政党好不好。”
陈举回答:“还是不参加为好。”
“为什么?”
“古今中外,哪一个政党不是争权夺利,假公济私?”陈举轻蔑地说。
“你对于每一个政党都仔细研究过吗?”
“没有这个必要。”
罗荣桓轻轻地摇摇头,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政党不是都一样,也有这样的政党,不仅不是争权夺利,还要为民众的利益去流血牺牲。”罗荣桓看了看沉默不语的陈举,接着说:“被张宗昌杀害的王伦(即李慰农)先生,听说就是共产党,他很有学问,在法国、苏联读过书,回国后,两次路过家乡,过门而不入,一心只为劳苦大众。他来青岛就是为组织工人和日本资本家斗争。你说,这样的政党有什么私利!不令人信服吗?
经受了青岛革命斗争第一次高潮的洗礼,罗荣桓一方面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一方面看到了未来中国的真正希望。1926年夏,当他毕业后,便同张沈川一起来到上海找到了上海大学附中主任、上海学联负责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侯绍裘,在他的推荐下,参加了广州的大革命。后又回到家乡湖南,跟随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来源:《辉煌的足迹——中共名人与青岛》